本文作者：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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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只蟾蜍肯定也比不过一只大熊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梁春平对我说。我们正走在一段全长二十余公里的柏油路上，早晨八点的阳光照耀着溪流、露水、斑羚、山椒鸟，不远处还有几匹成年马带着一只小马驹吃草。一切符合我们对驯服荒野的完美想象——但就在这条路上，每年大约有6000只两爬动物被车辆压死。
那天早晨，我们就发现了5只新的尸体。灰色的躯壳平摊在水泥路上，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平均来说，这些尸体会存在大约36小时，然后消失——也许是被车轮碾到无法辨认，也许是被其他动物吃掉，也许是被雨水冲刷走了。没有人知道，除了我们之外似乎也没有人在意。
“不是死亡的迷乱，反倒整洁有序。
此景的恐怖程度温和适中，
规模严控在局部，从这株麦草到那片薄荷。
悲伤得以隔离。
天很蓝。”
王朗保护区的游客区。拍摄：Ent
这里是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第一批成立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它的名字和熊猫不可分割——但是，这322.97平方千米的山林水泽中，却又不仅仅只有熊猫而已。
Fujia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11年牛津大学动物系的面试题问，“如果只能保护一种动物不灭绝，你选择熊猫还是蜜蜂？”当时有个女孩回答：熊猫，因为它们太萌了。众考官稳坐等她讲完笑话开场后继续阐述，但她却瞪大眼睛表示她已经回答结束了……
我听完这个故事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萌还不够吗？好看还不够吗？人类为了无生命的萌物已经花了那么多钱，总不能说有生命的反而要被歧视吧。
2009年，王朗长白沟铁板房，监测人员偶遇一只在睡觉的野外大熊猫。图片来源：wanglang.com
也许动物确实只需要萌就行了，我们的宠物猫早已不需要抓老鼠，宠物狗也不需要能看家。也许大熊猫只是抽象的萌的化身，它收获的宠爱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但它不是。熊猫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物种，是生活在陕甘川广泛森林里的真实生命。蜜蜂，金丝猴，斑羚，铜蜓蜥，箭竹，杓兰，甚至是不起眼的蟾蜍，也全都一样。题目是残酷的，但现实中我们也真的要二选一吗？真的要比较熊猫的萌和蜜蜂传粉的经济意义谁大吗？难道没有兼顾的办法吗？
也许有。但是根本上来说，这不取决于熊猫，也不取决于蜜蜂或者蟾蜍。它取决于人。
搜索四川王朗，出现的很多条目是旅游攻略。作为景点它远不如同在四川的九寨沟闻名——但是它们却因为熊猫而联系在了一起。
九寨沟和王朗保护区紧紧相邻，王朗早在1965年就成立了保护区，而九寨沟在1966年才刚开始森林砍伐。一位工作人员说，王朗保护区设立如此之早还有其他考虑——当地党委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将林业掌握在地方而非国家手里。“当年的时候，国家砍伐森林，砍完就走了，地方确实能获得短期就业收益，但长期怎么办？”
熊猫成为了九寨沟转变的契机。1978年，根据国家林业总局《关于加强大熊猫保护、驯养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准了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九寨沟的林业采伐也在此期间逐步停止。十年后，九寨沟已成著名景点；1992年更是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5年，九寨沟年接待游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对紧邻的王朗保护区，想来会有影响吧？
“采药。”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蒋仕伟的这个回答倒是令我有点意外。“不然游客买的那么多土特产是哪里来的？”
四川省旅游的核心线路之一是所谓“九环线”（成都-九寨沟环线）。王朗保护区位于九环线北部，被九寨沟和黄龙两个重量级景区包围。两大景区本身面积有限，又有监管，出售的土特产如果不是批量生产的冒牌货，那多半采集自周围更广泛的区域而非景区本身。
“其他地方来的采药人要比本地的更加糟糕。”梁春平说。“当地居民的家就在附近，采完了就回去了。山那边过来的，得在山里住一段儿，总得吃饭吧？总得烧柴火吧？这一就地取材，对环境的影响更大了。”
2016年2月，绵阳到九寨沟高速公路开始施工。等6年后通车时，预计成都到九寨沟只需4小时，比现在缩短了一半还多。绵九高速将通过王朗所在的平武县，带来的游客照理说应该意味着可观的收入——但蒋仕伟似乎对此忧大于喜，他在开会的时候说，要对高速公路带来的可能冲击提供预案。
梁春平告诉我，王朗的旅游业是外包给成都市的旅游公司的，“说是给我们门票分成，实际上一年也就几万，还根本没有落实到位，比早年间我们自己负责旅游的时候差远了。”
当初因熊猫而得以留存的，如今却令熊猫保护者们发愁。这也可以理解：经济的发展比环境的变化更加不可预料。不管怎么说，九寨沟的巨大经济贡献总可以部分归功于熊猫；那九寨沟和蜜蜂比起来谁轻谁重呢？是不是都显然要比6000只蟾蜍更重？谁来计算，谁来决定呢？
亚历山大·蒲柏写道：“自然的链条无论你击打哪一环，第十或者第十万都将令它断裂。”今天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的面貌远非如此简单，更不至于如此脆弱，但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孤立存在于世界上（当然，人类也不例外）。
反过来说，如果一种举措只能保护单一物种，甚至要让它和其他物种对立，那它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
自卡尔·林奈1753年创立双名法以来，近三百年间人类科学命名并描述过的物种共计约1735022种。经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过生存状态的合计82845种，其中有23892种处于“受威胁”状态。单独保护每一个物种是不可能的，但很多物种共享同一片栖息地，拣出一个为代表，就能笼罩所有物种。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代表物种被称为“伞护种”，熊猫就是其中一员；它庇护着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广大林区，过去是一个个分立的熊猫自然保护区，未来将合并为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或许还会顺带诞生几个新的九寨沟或者黄龙。这当然还不够，爱德华·威尔逊甚至主张我们留下“半个地球”——将陆地面积的一半划为保护区。
王朗保护区内的豹猫。拍摄：邵良鲲
不管怎么说，景点终究是副产物。保护的最理想状态不是干预，而是抵消已经发生的干预。“按道理，我们都不该在这里。”刚刚卸任的保护区前局长陈佑平对我说。“最好的保护区是没有人的保护区。”
可是早在保护区建立前，人已经在这里了；早在环境运动诞生前，人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有些保护主义者（比如斯图亚特·布兰特）是生态移民的强烈支持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偏远山区就不适合也不应该有人居住，迁出大山对人和对动物都会更好。但就算这样做合乎伦理又能够实现，那迁离之前呢？此刻正在这里生活的人，该怎么办呢？
“王朗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实是当地人放牧的牛马。” 梁春平说。“目前王朗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头牛，加上马超过两千；这还只是各家上报的数字加和，实际上有多少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放牧？莫非那几匹吃草的马不是野生的？
结果果然不是。他解释说，王朗的原住民属于白马族，被划定为藏族的一支。白马王朗的放牧方式非常随性：让牛马在山里自行吃草，每个星期进山用盐吸引牛马聚拢，检查一下状况，仅此而已。只有在出售的时候才会赶牛马进栏，剩下时间完全不管，连交配繁殖都放任自流。
“更懒的人家可能十天半个月都不来看一次。”他说。
从前在我的想象里，放牧就是田园生活的代名词，就是融入自然和谐共处；甚至当我亲眼见到王朗的景象之后，都不觉得有任何违和。但真实世界是残酷的：这里不是温带草原，不是这些家畜祖先的生存环境，每一头牛马在这里都是入侵种，都影响和挤占了本来物种的空间。
王朗每一头大熊猫就对应30头牛马，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值得骄傲。它们不但直接啃食林下植被，和其他食草动物竞争，还间接影响了竹子的生长。和其他熊猫生存的保护区不同，王朗的竹子种类相对单一，大熊猫主食的只有缺苞箭竹（Fargesia denudata）这一个物种；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者调查了王朗缺苞箭竹的生长情况，173个样方中有37个受到干扰，其中31个是放牧所致。
放牧当然该管。但尴尬在于，有责而无权。“保护区行政级别太低，成立都50年了，到现在还只是个股所级。”蒋仕伟说，“放牧的事情保护区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多次，请求解决，最后也是种种原因没办法。”
“但是以前不也有放牧的吗？”我问。
“以前有只有十几头牛在保护区，但过去十年来严重得多了。”梁春平告诉我。
原来，大约十年前绵阳市政府打算推进王朗的生态旅游，当时就提出要处理放牧问题，自然而然的方案是按牲畜数量支付经济补偿。接下来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征地闹剧如出一辙：消息走漏，统计尚未完善，当地居民趁机大量购入新牲畜以求获得更多赔偿。最终补偿计划无疾而终，但牛马却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遍布大江南北，无甚稀奇，唯一的区别是，征地拆迁留下的劣质楼房只是立在那里占地碍眼而已，而牛马却每天都在啃食植被。
梁春平说，“九寨沟那样的景区，可以给牧民一个月发八百块钱当做不放牧的补贴。我们不算缺钱，但也没那么有钱。”
我们边走边谈，一头牛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央的前方不远处，路的右手边是一汪满是蝌蚪的小池塘，左侧则是一小块草坪。草坪近侧有一长条深绿色的塑料布，像围栏一样立在地上很是显眼，它的周围还有一圈有点可笑的小篱笆，看不出有何意义。
梁春平告诉我，这里围着一个两栖动物陷阱样方。
2010年监测到的华西蟾蜍。图片来源：wanglang.com
“本来这个陷阱是放在更开阔地点的，想检测道路对这一带两栖类的影响，但是总被放牧的牛踩坏踢坏，我们只好把它塞在这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梁春平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掷向路中央的那头牛。石头打中了它侧面，但牛毫无反应。过了一小会儿，它才抖了抖身子，转身走向远处消失在林间。
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有点想捡起一块石头。
认为熊猫重要，而牛马不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困难的立场。它是否等于承认物种间是“不平等”的呢？在何种意义上能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更加宝贵呢？
演化生物学家也许会说物种是平等的，每一个物种背后都有同样漫长的生命史。但生态学家就必须承认，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里的地位各不相同，有些决定了食物网的能量传递关系，有些控制了其他物种的数量结构，有些覆盖了重要的多样性热点，而另一些则不能。
而最后，保护生物学家会说，熊猫超越了以上一切。它的形象出现在所有周边里，它是所有珍稀生物的比较对象，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它是一个“旗舰种”。一个特别萌的旗舰种。
但哪怕有这一切理由，我依然没有想好应当如何回答牛津动物系的那道面试题。保护野生熊猫就能让人们保护它所在的山林，关注野生熊猫就会引领人们关注整个动物保护事业。可是蜜蜂也在为人类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还在维系着许多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哪怕从最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也无力断言谁的价值更大。我想象考场上的我也许会怯生生地抬头看一眼考官，问，“真的不可以两样都选吗？”
也许其实是可以的。王朗有个名为“熊猫蜂蜜”的尝试恰好就是这样——借熊猫的声名来保护本地的中华蜜蜂。但也许这还是太依赖熊猫的象征意义了，而成为象征永远是有风险的。局外人很难判断它什么时候代表了它所应代表的东西，而什么时候只代表了它本身。对熊猫而言，后者的场合尤其常见。
“现在他们就是把熊猫当宠物养。”一个生态学家朋友曾这样和我发牢骚。“他们”指的是一些把熊猫卖萌作为唯一宣传点的动物园。网络上随处可见熊猫在地上懒散地滚来滚去的动图和小视频，但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熊猫呢？
在进山的路上我听到一个说法：虽然王朗保护区有66只大熊猫，可有的护林员巡林三十多年了还没见到过一次活的。我向陈佑平求证，他笑笑说这当然是夸张了，但是野生熊猫爬山速度确实人无可匹敌。
“要怎么才能看见熊猫呢？”
“除了在出没地点碰运气，没啥办法，你又跑不过又追不上。”
2011年，王朗黄土梁廊道的红外相机拍到了一只夜间活动的野生大熊猫。图片来源：wanglang.com
潘文石教授在《继续生存的机会》一书中提到，卧龙保护区圈养大熊猫每日进食竹茎竹叶量平均只有3.1千克，相比之下1987年捕捉到的一只野生大熊猫“杉杉”在放归前短暂的饲养期内，平均每天进食的竹笋是这个数字的17倍！哪怕以1/3的比例将竹笋折算为竹茎叶，这也悬殊得可怕了。究其原因，圈养大熊猫几乎总是能得到精饲料投喂，往往有大米、白糖、牛奶、鸡蛋乃至肉类，这些东西和竹子的营养含量天壤之别。野生熊猫每天要花费10小时以上、爬几千米到十几千米的山才能获取的营养，圈养熊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二者表现出的行为不可能一样。
类似地，野生熊猫两年繁殖一胎，毫无问题地生存了数百万年；圈养熊猫脱离天然环境导致繁殖出了障碍，反而连累野外种群得到了“性冷淡”之名。
人工繁育熊猫很有价值，不但让所有人都能见到萌物，也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熊猫解剖和生理的了解。但是熊猫是演化的产物，将它从它所诞生的环境中剥离，就失去了它的生态意义。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物种的诞生——家熊猫；它正在被人驯化，正在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基因，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它会和野生熊猫分道扬镳。
而野生的熊猫将始终生活在川陕甘的竹林间，伴随着斑羚、箭竹、蜜蜂和蟾蜍，直到灭绝的那一天为止。
在王朗，我第一次见到了野生熊猫的粪便。
新鲜熊猫粪便是淡黄绿色的，许多几厘米的长条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被砍成小段的竹子一样——事实上也差不多。作为食肉目的成员，熊猫肠道特征原本不适合消化竹子这样纤维高营养低的食物，但它依靠大量进食解决了这个问题。熊猫吃下的竹子并不完全咀嚼，排出的成段竹茎形状和长短几乎不变，只提取其中最容易吸收的那部分营养。
王朗保护区新鲜的熊猫粪便。拍摄：Ent
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死胡同”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概念。熊猫在食性上几乎掉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为整个食肉目里唯一一个天生素食的成员，所花的无非几百万年演化时间；如果没有人类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竞争栖息地，它至今还会活得很好。（在秦岭南麓，农业生产上限在海拔1350米，熊猫分布的下限也是1350米，这并不是巧合。）
演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说，熊猫的身上展现了“过往历史对不完美现实的奇异掌控”。它的身上带着太多过去的食肉特征，它的全部生活方式都是对这些特征的妥协。但是，它活下来了，而它同时代的许多动物却没有；它虽没有食草的肠道和菌群，但它赢得了时间。它是一个矛盾的奇迹。如果再给它几百万年时间，它也许也能获得食草动物那样的完整消化系统；再给几百万年，它也许能诞生一个全新的庞大类群；再给几千万年，其中甚至可能出现智慧生命。的确，每一步的概率都很低；但是生命演化到今天三十八亿年，哪一步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如果我们回到六千五百万年前，谁能预料到那些在恐龙阴影下逃窜的小小动物将成为今天的我们呢？
研究者猜测我们之所以喜欢熊猫，是它圆滚滚的幼态特征让我们联想到人类婴儿。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同样受困于自己的过往历史，而我们也同样在挣扎着活下来。熊猫正在从肉食向素食转移，而我们则在从自然向文明转移；我们的躯体和心智基本还在20万年前的非洲草原上，可却要面临现代的人口密度、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社会结构。熊猫最大的威胁是人，我们也一样。
有人说熊猫注定要灭绝，说熊猫是演化的死胡同，说一切人类努力都是徒劳；恰恰相反，我想。熊猫是我们的底线。它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探索它的命运，也是探索我们的命运。它的身边依然有千千万万的物种需要关注；但如果我们连熊猫都无法拯救，那么我们将一无所有。
（编辑：游识猷）
本次考察得到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和王朗保护区的大力支持，在此致谢。福特汽车环保奖是国内最早由企业发起和组织的支持民间环保力量的奖项评选活动。至今已有16年历史。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巡护和反偷猎项目”、“森林多重效益和碳汇项目”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