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斯 （秦）
纵观古今，超级大国无一不利用全世界之才智，单凭一国一隅之智慧远不足以成大业。全世界的人才万川归海造就了史上最强之美利坚。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暂时做不到利用全世界的智慧，退而求其次，利用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智慧是一个优先选择。只有华人感到祖国的温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才能进一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有言论说“中国不需要锦上添花”，此言甚为不妥。杨振宁为中国所做之贡献远非“锦上添花”所能描绘，这且不论。作为地球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利坚“不差钱”，尚且拼命的拉拢科学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有千万贫困人口，经济、科技、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差距巨大，却大言不惭的拒绝人才回国，对为中国无偿服务了46年的杨振宁先生怒喝“滚出中国去”——此等奇葩之言论，让人错愕的以为他们是“敌人派来的”。
之前在《杨振宁一年用了中国纳税人多少钱？》中，对杨振宁的“优厚待遇”和“游山玩水”做了辟谣。今天，继续就“作者贺延光”在恶意臆造的《清华学子怒斥杨振宁》中的不实之处做拨乱反正。能不能为杨振宁正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辟谣之目的是为了以点破面，揭露隐藏在“爱国”假面目下的反华势力的挑唆煽动，呼唤社会建立健康、理性的人文环境。
杨振宁是70年代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精神领袖
原 文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真 相
杨振宁在1957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直到1964年才加入美国国籍。请注意，20世纪50年代是麦卡锡主义反华风潮最厉害的时候，可知亚洲人在美国生活之极大危境。
杨振宁在1957年之前根本就没想过加入美国国籍。而到了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可谓功成名就，声望到达顶峰，此时加入美籍可谓顺水推舟，然而这个时候，杨振宁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之后长达7年之漫长，杨振宁也没拿美国国籍，何来“毅然”？
所谓为了荣华富贵才加入美籍是纯粹扯淡。反华风大兴的时候，没成就的时候不加入美国国籍，功成名就后好几年不加入美国国籍，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荣华富贵？注意，李政道加入美国国籍也是1964年。如果加入外籍就是犯罪，那么全球华人都该死了？
上图是笔者查阅到的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GDP的数据。数据可能有争议，说法也不一样，但可以肯定，杨振宁回国的1970年代是中国经济与美国、苏联差距最大的时期。
1971年，中国内部文革高潮，外部四面受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杨振宁冒险访华推动中美建交，为大陆的科教事业辛勤奔波。1986年，中国普遍还很贫困，杨振宁为创建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回国停留一年之久。请问，他是贪图荣华富贵？
所谓杨振宁“不肯回国效力”的真相是什么一回事情呢？当年负责争取李政道、杨振宁回国的张文裕教授揭开了历史真相。
张文裕说，获悉杨振宁、李政道获奖后对中国恋恋不忘，中央委派他赶赴瑞典，向二人转达了上面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初步表达了回国意愿。他们爽快的表态，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
不久，反右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数百万人受到牵连。反右运动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建国后国家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终结，中共八大提出的“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国家的政策全面转移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全面压过了经济的发展。这一政治运动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到了第二年即1958年，中央又派他去做工作。”张文裕感觉，这个非正常时期去做动员工作很尴尬，但任务在身不得不去。在交谈中，他感到国内的“反右运动”给二位科学家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提及国内发生的情景“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事情明显不像之前热情了。
50年代席卷中华大地的反右政治运动不能不让人忌惮，这是他们没有回国的重要原因。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很强的。有一次，杨、李二人参加一个救济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发展核能和平利用问题的会议，结果会议开了一半就愤怒的退场抗议。因为会议报告把中国说得过于落后，伤了二人的自尊心，他们特别的生气。张文裕强调说：李政道、杨振宁虽然没有立即回国工作，但他们多年来时时都在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尽心尽力的帮助中国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到了1971年，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杨振宁毅然回国访问，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危险的。访华期间，杨振宁通过周总理的秘书主动提出希望回国工作，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积极谋求与美国建交，这一可能涉嫌“挖墙脚”的建议，被婉言谢绝。周总理为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请杨振宁留在美国组织华人协会，为中国做宣传。（来源：中央文献出版社《共和国外交风云录》）对于杨振宁在外交上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培源说过：“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来源：黄庆桥《破冰之旅：1971年杨振宁率先回到中国》）
杨振宁的签证
杨振宁、李政道对中国的感情有目共睹，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无论如何，丝毫不存在“贺延光”捏造的“毅然”加入美籍。
话说回来，杨振宁、李政道早年留在国外是不是就一定不妥呢？我们要分析具体情况。
钱、邓的工作，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的成就，而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规范场”，却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钱、邓、杨三人的研究实际上隔行如隔山。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有两个重大的区别。首先，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任何技术发明都没有了依据，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视；其次，技术科学可以无国界，也可以有国界，它可以仅为一国服务，而基础科学总是无国界的，它总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
李昕在《再说杨振宁先生》中阐述：
他们各人的选择，其实是各有道理。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作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哪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预见，如果杨先生当初回到中国，那么且不要说什么“规范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
笔者举一例子，1973年，杨振宁主动向中央提出，他作为诺贝尔奖的推荐人，准备提名推荐中国的“胰岛素”参加评选1974年的诺贝尔生理化学奖。为此，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可惜被以“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国家颁发，我国不宜接受”而拒绝。当时的国家对人类科学的认知短视狭隘至此，是否适合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巨匠生存？（来源：韩军《杨振宁的“做法”和钱理群的“说法”》）
可以明确的说，即使当初杨振宁、李政道回国，由于国内运动不断、政局混乱不堪，也只不过是“鸡肋科学家”，专业报废不说，甚至会有牢狱之灾。实际情况是新中国并不迫切需要他们这样懂“屠龙之术”的科学家。何况，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建国后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标准的国家高层领导人，而杨振宁的岳父却是国民党战犯，岳母一家又在蒋统下的台湾，各有各的实际情况。
杨振宁和周总理亲切交谈
原 文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视为不孝。
真 相
杨振宁和他父亲关系一直很好，据公开的资料看，1957-1960年杨振宁三次和父亲见面，到1971年以前，他们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1971年杨振宁访华又与父亲见面，他父亲高兴的对周总理说：“他就听我的。”1972年又探望了生病中的父亲，他父亲非常高兴。之后，他们一直保持书信来往不绝，在很多公开的重大场合又见面多次，直至他父亲去世，杨振宁也回国奔丧，人证物证俱在。
那么，“父亲一直不原谅我”的真相是什么？原来，这句话是杨振宁本人在自传里面说的，足见杨振宁的襟怀坦荡。
如果杨振宁不说这句话，别人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因为：
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杨振宁的父亲对杨振宁加入美籍不能回国肯定是遗憾的，但与儿子断绝关系则是居心叵测的境外反华网站的谣言。
从相关文献和证言的描述看，1960年代杨武之夫妇在欧洲与杨振宁团聚，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坚决反对儿子回国，其父杨武之一方面希望他回国，一方面又害怕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杨武之回到中国后，对他的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加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团聚，他回忆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来源：黄庆桥《杨振宁回国记》）但到了“作者贺延光”的笔下，就完全变了个味，凭空捏造出断绝关系的谣言。
退回来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孝顺老人，指子女晚辈保障对父母长辈的物质生活之充裕，关爱老人是否健康长寿，绝对不是指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更不是指加入某一国的国籍。现代文明社会早已不是18世纪“朕即国家，出国即叛君父”的封建独裁时代，自由移民是成年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个人完全拥有定居某一国之决定权，即使是杨振宁的父亲也只有建议权，不能强迫其个人意志，定居在哪里与所谓的“不孝”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原 文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真 相
这又是在极端歪曲事实。
首先，杨振宁回国效劳绝非是“富强时”，而是内困外扰的1971年。
杨振宁自1971年首次访华后，以后每年至少回国一次，有时候一年回国二三次，每次至少停留大陆一个月。杨先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中国做出过许多让人钦佩的贡献。
杨振宁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比如，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就是杨振宁的倡议下于1978年创建的。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又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软件神童，为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杨振宁还促成了中国第四代光源——X射线激光装置的大项目。据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回忆，杨振宁还与恢复高考有关，很多知青因此改变了命运。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James Ulley在20世纪八十年代评价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当年到中国大陆，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而美国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愿意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杨振宁可说是首开其端。”
第二，杨振宁一直为中国科教事业奔波劳苦，报酬分文不取。
比如，1995年，他受聘担任中央电视大学“大学物理”课的主讲，亲自为大学生讲课。
本来早该“颐养天年”的杨振宁不辞辛劳，往返奔波，访问过国内几十所大学，应聘担任等几十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多次为大学生开课。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杨振宁四处不辞辛苦的参加学术演讲、科研活动，完全是义务付出，一概分文不取。
杨振宁还协助、指导中国的大学建设了几十座物理实验室，在中国高校创建、推动了四个声名显赫的高等学术中心和三个科研基金会，并且全程参与研究机构的指导工作。
比如，1986年他不仅应聘为南开大学的教授，同时应美籍数学家陈省身之邀，负责建立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并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对这个研究室的建立与发展，杨振宁从组织工作、专家构成、基本规划到学术活动、研究方向、具体课题，他都亲自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
龙以明院士评价杨振宁在南开大学的贡献说：“理论物理研究室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杨振宁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亲自募款支持并指导应注意的研究发展方向，亲自参加该室举办的多次国际会议，并资助该室博士生毕业后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今天，杨先生仍十分关心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杨振宁亲自延揽来南开大学的人才，葛墨林院士说：“我一直是在陈省身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杨振宁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做事情，从他们二位身上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数学和物理，更包括做人。杨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仍向他报告，得到了他的指点和支持。”（来源：南开大学《三十院士聚南开贺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25周年》（发表于2011年））
杨振宁对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前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也是功劳非常大。在创建过程中，他在物理、数学、化学等学科提出了一些可聘请的人选，并积极帮助高等研究中心找钱，耗尽心血为清华大学网罗人才、招兵买马。
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杨振宁表示，王校长要我帮助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感到义不容辞，“我觉得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在以后10年、20年、50年之间，有在世界科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
之后，杨振宁先生对高等研究中心内的附加设施进行了指导，并建议于1998年5月4日—22日面向全国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举办“加速器理论及自由电子激光讲习班”，聘请中心海外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赵午和美国布鲁克文国立实验室余理华主讲。
据曾采访过杨振宁先生的清华大学校报原主编范宝龙回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杨振宁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仅因此事与清华大学的通信、传真及电子邮件就有几十封。（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杨振宁与清华大学》（发表于2002年））
杨振宁用私人关系，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到清华任教，其中后来担任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就有7人之多。而这些大牛科学家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来更多的科研人才。在杨振宁的努力下，清华大学的冷原子、凝聚态、统计力学研究在很短时间内就跃升至国际水平。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高度评价说：“清华物理系的今天，杨教授功不可没。”
迄今为止，杨振宁还陆续向清华大学捐献至少600万美金以上，并且在六个大学捐资奖学金，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中科院院士袁邦芬的一番话是对杨振宁“游山玩水”的侮蔑的最好反驳：
杨先生刚回到清华后，就在冷原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领域发表了13 篇SCI 研究论文，亲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世纪前10 年，他已是耄耋之年，但全部研究工作都还自己独力而为，最多有时有一个合作者。他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物理快报》上，我常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多、11点。
原 文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在李政道之前去领奖，并出书丑化李政道。
真 相
国人根据季承的《李政道传》，误会杨李之争是杨振宁先生挑起的。梳理一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场争论的源头其实是在李政道先生那里。
李政道与杨振宁
这桩学术公案，从可靠的事件顺序梳理来看，是李政道首先宣布“宇称不守恒”发现的主导权归他，杨振宁才被迫做出反驳。并且考察文献可知，李政道在70年代和2004年对“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各种证据来看，并不支持李政道的说法。
李政道披露，两人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杨振宁表示自己年纪比李大，所以要求署名在前，这是“抢功劳”。但据科学史家研究，李政道提出的“习惯”也并不存在，杨振宁的署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
杨李二人是1962年分手的，他们两人都约定好对分手的原因守口如瓶，哪怕是面对奥本海默的询问，他们仍然保持缄默。
杨振宁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和任何人谈论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关系。虽然有人传话，告诉他李是如何强调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研究中的主导性贡献，他也没有在意。1979年，他在欧洲一家图书馆，偶然发现李政道1970年的一篇题目叫《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演讲录，回顾了“宇称”研究中的合作，却很少提及杨振宁在其中的作用。在叙述重大理论发现时，文章中多次暗示杨振宁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这种故意贬低的表述引起他的不满。对此，杨先生在1983年的《论文选集》中的评注里提到了李先生这篇文章的“回避”。由于李先生挑起争端的演讲录是英文，大陆很少有人可以读到，所以大陆读者误以为是杨先生《论文选集》里这条注释挑起了事端。
史料表明，杨先生对此事缄口不言的时间长达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来源：李昕《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下）》）
很多人轻信了季承的说法，贬低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地位，甚至有人认为杨是“试图窃取”李的成果。实际情况是，最关键的圆光定律杨振宁起了主要的作用。
顺便说明，我本不想重提这桩公案，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李政道和杨振宁一样，都是为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伟人，为了说明情况，迫不得已、实事求是的举出实情。我们无论偏于哪一方，都会伤害一个人，所以我认为，只要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可以了，不必大肆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