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C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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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新华从武汉赶到大耒山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跟早到村里一步的我碰面吃过饭，他就拉着我进到了山里。大耒山位于湖北咸宁市的通山县硚口村，和灯火辉煌的大城市截然不同，入夜的大耒山区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可习惯了这片漆黑之后，我却发现路旁的草丛和小水沟暗藏玄机。里面点点微光时隐时现，仿佛一群精灵在隐秘嬉戏。

这些“精灵”的真身，是萤火虫的幼虫。付新华循着一个光点走去，拨开野草，打开手电，便见到一只通体黑色的小虫子。我凑上去看，它的外形一下让人联想到三叶虫。

“这就是叫三叶虫萤。”付新华笑着说。这种萤火虫所在的峨眉萤属（Emeia），正是付新华与合作者确立的。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萤火虫的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付新华多年来以“寻萤者”自称，走遍全国各地进行萤火虫调查。他不但参与确立了萤科的棘手萤属（Abscondita）、水萤属（Aquatica）等新属，并且发现、命名了雷氏萤（Aquatica leii）、武汉萤（Aquatica wuhana）等多种萤火虫。在不同地方探寻这些会发光的神奇生物，总让他感到兴趣盎然。

萤火虫过来，还是人类过去？

对萤火虫感兴趣的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尽管在中国已发现的萤火虫种类就超过100种，但在栖息地破坏、光污染、水污染等日益严重的城市，已很少见到萤火虫出没。这些靠发光求偶的昆虫更多只能退居生态相对较好的山野。文化作品中群萤纷飞的梦幻场景和都市不见流萤的残酷现实，让许多城市人对萤火虫心生向往。

约2013年起，中国有多个城市开始举办不同形式的萤火虫放飞活动。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围观，不少市民对此表示欢迎——萤火虫回来城市啦！可举目四望，城市里依旧灯火通明、污染严重。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的萤火虫，怎么会突然之间“回来”？

它们是被卖回来的。付新华成立的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简称“守望萤火”）调查了近年来中国萤火虫活体的买卖情况，发现景区往往一次性购买几万只萤火虫进行放飞，借此吸引游客而牟利。而尽管供货商打着“饲养”的旗号，他们出售的萤火虫大多仍来自野外捕捉[1]。“这些公园的所谓‘野放’，是从自然界捕捉萤火虫，采集并运输到城市，在生态系统脆弱的公园进行的以观赏为目的的放飞。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是萤火虫全部死亡。”付新华说。

萤火虫成虫的寿命通常只有一周左右，期间并不觅食，唯一的使命就是繁殖下一代。在这一阶段大量捕捉萤火虫卖到城市，它们在原栖息地的求偶、交配、产卵等行为就无法正常进行。它们通常一年只繁衍一代，成虫无论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被放飞的城市，都会对种群的存续造成打击。跨地区贩运萤火虫的产业看似两边讨好——游人喜围观，商家赚足钱——在生态上却是不可持续的。

赏萤正在成为新的需求是现实，萤火虫的生存面临威胁也是现实。有没有方法既让城市人能一睹萤火的风采，又能使萤火虫得到保护？付新华觉得有。但相比于粗暴地将萤火虫抓来城市人的世界以供围观，城市人应该作为客人：要赏萤，请到被妥善保护、合理规划的萤火虫栖息地去。

“就是要保护栖息地，保护物种多样性。把生态建设提上来，然后才依托这个东西来做生态旅游。”付新华说。

介绍这一理念时，他提到了台湾保护萤火虫的模式。在台湾，不少农场、社区在政府支持下积极维护萤火虫的栖息地环境，萤火虫种群得到恢复后，再组织赏萤活动。类似的生态保护模式，也在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得到实践。

付新华和他的守望萤火正试着在中国大陆做同样的事情。第一个试点，便是这片漆黑的大耒山。“前年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要做点事儿了。”付新华说，“我很有信心把它做成一个模式。”

硚口村的“大耒山模式”

为什么是大耒山？萤火虫资源丰富是最重要的一点。大耒山区有17种萤火虫，其中包括3种水生萤火虫。守望萤火的刘全说，“到了夏天，月亮不是很亮的时候，地上一层（萤火虫）。感觉天上的星星全部落在地上来了。”2014年起，守望萤火与厦铺镇政府合作，建立起面积22平方千米的 “大耒山生态保育园”，开展当地萤火虫的保护与复育工作。

萤火虫对栖息地环境相当敏感，为了给它们营造更好的存活条件，守望萤火的工作人员在进村之初就整治了流经硚口村的河道。“我们和村长一块把河道上下八公里累积了10年的垃圾都清理了出来。村民蛮感激的。”付新华说，当时村民挺高兴，一定要请守望萤火的工作人员到家里吃饭。

除了保证河流洁净，付新华也要求山里的农户在种植作物时不使用农药，以减轻对萤火虫的影响。为了让久事农耕的村民理解并认同这样的做法，硚口村村长徐唐琪没少来回奔走。

付新华说，刚到大耒山想做保护时，徐唐琪还不怎么跟他打交道，去年还因为一件事吵了一架——“咸宁市委书记来大耒山视察，说让我们做一些展板，就给了一些图跟文字让他们做。”付新华回忆说，“做了之后我来一看，一个展板就几行大字，图片都成了背景，光突出字儿了，我说这做的什么呀，毫无美感。”他连忙让守望萤火的人联系徐唐琪，让重做。“把我们都搞懵了，领导明天就要来了，他要重来？怎么可能呢！”徐唐琪说，“这就是两种角度看问题。他站在学者角度上，要图片美得吸引眼球；但我们政府层呢，看文字，让文字体现你的东西。”讲起这件事，徐唐琪也忍不住笑：“幸亏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不让肯定是要打架的。”

最后还是徐唐琪说服了付新华，“结果出来效果非常好。”徐唐琪说。经过一年的共事与磨合，徐唐琪和付新华成为了好搭档。守望萤火从河道里清出的垃圾，最初都是徐唐琪亲自开车拉出去的。他自家的鱼塘，现在也开辟出了养螺的区域，为付新华的萤火虫养殖基地提供食物。

硚口村下分9个组，年青村民多在外打工，留守的人在田地耕作。向村民宣传萤火虫保护的理念，“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一些人并不愿意停止施用农药，“他们不是要得到我们很多语言上跟他说下一代好。他都不要下一代好：我要这代好，我要今天好。”徐唐琪直言，“他们想得到的是人民币。”

付新华明白这样的利益需求再正常不过。“村子是主体，我们其实都是外力。主体如果不动的话，外力是推不动的。”好在，徐唐琪还是取得了理解。“我说村民们，你们哪怕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你们也没有付出什么东西。毕竟他（付新华）为我们大耒山打了个名片，他打出去让领导重视的话，慢慢地，就有机会来了。他把我们这的条件，由劣势的变为优势的，往好了改变，对我们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你看不见的。”徐唐琪说，“所以我们跟村民谈啊，这个角色也很重要。站在为了大耒山真正的好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不能动摇。”

在五组，我见到了正在刷洗红薯的老书记。他从小就在大耒山长大，说过去山里的萤火虫“到处都是”。“后来就是农药打得多了。”老书记说，“付教授不允许我们打农药，不打农药更好。”据他介绍，现在大耒山的耕地都流转到了守望萤火那边，他们再请村民们种植作物。“乡亲们那里的田他找去，给老百姓钱，然后我们替他耕作，种些稻谷啊，葵花啊，他付工资。农作物他也给钱我们。”他说，“以后能把年轻人叫回来就更好啦。”

栖息地污染问题得到减轻了，过去一年，付新华的团队都专注在解决萤火虫的复育问题。去年11月，他们在大耒山建立中国第一个“珍稀水生萤火虫繁育基地”及“珍稀水栖萤火虫种质资源保护区”，负责人工繁育大耒山中的黄缘萤（Luciola ficta）和武汉萤，以扩大当地的水生萤火虫种群。

“萤火虫可不好养的，得有技术。”刘全说。他读硕士的时候，师从付新华从事萤火虫的研究，毕业后就开始在付新华的萤火虫保护中心工作。他和付新华几乎每周都会从武汉到大耒山来，一边推进人工繁殖，一边做科学研究。这次进山，便是为了将满足成蛹条件的萤火虫幼虫从水中转移到化蛹环境。这个冬天，刘全还需要研究未化蛹的幼虫在野外如何越冬。每天工作完了，便在村委会一个办公室过夜。

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保护区各请了一位村民做饲养员，刘全指导他们操作。58岁的廖阿姨负责照顾室内繁育点的萤火虫幼虫。“一天工作八小时吧，你大叔（老伴）有时也会过来帮我。”这天一早，大叔就到了繁育点，给萤火虫处理食物和化蛹用的土料。萤火虫是食肉动物，幼虫有着极强的捕食蜗牛和螺类的能力。在一排排白色的饲养盆中，萤火虫幼虫正肆无忌惮地享用大叔剪开的螺。

“这一批就可以繁殖很多了。”付新华说，“我们今年尝试了各种水和气温的条件，明年（AI注：本文写于2016年）可以扩大规模。预计最快是明年，最迟是后年就能达到理想规模。”羽化的成虫将在大耒山繁衍自己的下一代。

付新华强调，人工繁育的萤火虫放归大耒山，“是基于自然复育的释放，将萤火虫从繁育基地释放到复育区”。他举例说：“比如我们最近和海南文笔峰景区合作，他们想把萤火虫作为一个亮点。这就要先调查文笔峰几平方公里面积内所有的萤火虫种类、时空分布。都弄清楚了，然后再根据这个情况做本地的复育。一定是以当地的萤火虫来做复育。”

只有当地萤火虫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付新华规划中能让大家获利的关键一环——生态旅游——才可能做起来。

付新华并不太想将大耒山保育园跟政府的保护区相挂钩。“我宁可作为民间的萤火虫种质保护区，我能起更大的作用。至于国家的森林公园，我愿意帮它去恢复萤火虫，那个没问题。”按照他的设想，保育园的外围区域最终将开放给游客赏萤，“未来用电瓶车来运营，赏萤的话直接在车上，不下车去。也不干扰到里面的核心区。”付新华表示，“一切就绪之后，预计硚口村游客承载量是每天500-800人左右。”相应地，园区将需要培训一批导览和服务人员。至于村民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打造成萤火虫特色的品牌产品。

付新华指出，来的人也不该只花钱来看个闪就回去。“未来大耒山不光是萤火虫的保育基地，它更多是一个自然教育基地。”他说，“这里面的昆虫特别多，鸟也特别多，还有猛禽，还有野猪……所以这里面生物多样性非常高，而且还比较安静，它本身就适合做成一个自然教育基地，搭一个自然学校。”

保护、科研、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一步接一步，付新华要让这四种功能在大耒山都得到实现。 “我想要用小小的萤火虫撬动一个大的环保，能很闪亮地发光。这是我的情怀。”付新华说。但他也深知，要将理想中的“大耒山模式”变成现实并推广开去，光有情怀和投入还不够。

利益推进保护

“做公益啊，做保护啊，是情怀，但是情怀不能当饭吃啊。”付新华坦言尽管有人会诟病，但自己现在并不避讳赚钱这件事。他认为，在最需要经济发展地方谈保护，没有盈利模式就是伪命题。“把这一点（赚钱）先抛掉了，事情做不下去，肯定死。”他说，“大耒山这个模式比较难做，它需要三方的力量。”将各方凝聚起来的共识，很重要的一条自然也就是经济收益。

“在县里我们算差的，在经济方面很穷。”徐唐琪说，“但是我们肯干，要干三天我们愿意干五天。”他积极筹措资源，也是认为生态旅游搞起来，对村里是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他的奔走宣传之下，大耒山的项目已经开始得到市、县政府的重视。

“现在政府这环在慢慢加力，我们也在加力，而老板这一环还没进来。”付新华说。谈到这三方的角色，付新华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们是技术方。我们不可能既做技术方又做运营方，我们没这个实力。”

也恰恰因为这三方力量缺一不可，处在保护与产业交界的大耒山一旦取得成功，就必然要面临力量的均衡问题：村里花力气换繁荣的希望，投资者下本钱求利润回报，而付新华的团队，则需要在让各方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坚守住“保护为先，商业为辅”的原则。用利益推进保护的工作，要怎么做才能既不伤人又不伤萤火虫，付新华和他的守望萤火还需要深思熟虑。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反正萤火虫要是都没了，那钱也就没了。”付新华说。

在繁育基地，刘全小心翼翼地用一柄老旧的锤子将土砾砸碎，用筛子筛出细颗粒——那是给这批幼虫化蛹用的土。在他看来，眼下在做的保育始终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先把基础打好。要是基础没打好就谈开发，后面怎么平衡都平衡不了。”他说。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让各方更好地获益。

无论如何，走向探索萤火虫保护新模式的重要一步，已跨到了大耒山的土地上。这一步承载着太多期望，思考怎么让这一步落得稳定扎实，也许对付新华而言比发现新的萤火虫更加艰难。大耒山会变成什么样子？硚口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的萤火虫保护，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在随后的一两年间，我们也许就能看到一个答案。

参考资料：

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 2016中国萤火虫活体买卖调查报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