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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洪水、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常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和电视的黄金时段，配上“骇人听闻”的死伤数字，新闻滚动播出，社交网站上的讨论也层出不穷。看着这一切，你恐怕不会感受到，自然灾害在媒体和受众间的待遇，也有层级之分。

和火山爆发、飓风肆虐这种 “受到媒体特殊照顾”的灾害不同，有些自然灾害，即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死伤，却鲜有人问津。

比如热浪。1995年，一场热浪袭击了芝加哥，超过华氏100度（约等于38℃）的高温持续了一周以上。在芝加哥城里，有超过5万人受停电影响，20多家医院因为人满为患而无法接受新病人，一周之内有739人死于这场热浪。

在美国，平均每年死于热浪的人数超过1500人，是死于飓风、洪水、地震人数总和的7 倍之多，然而媒体报道却屈指可数，甚至芝加哥城里的人多数都表示不知情， “大概死了几个人吧”。

有些死伤，比另一些死伤更“值得”报道吗？

什么情况报？什么情况不报？

有篇论文专门统计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托马斯·艾森西（Thomas Eisensee）和大卫·斯特龙伯格（ David Strömberg）研究了1968-2002年之间在全球143个地方发生的5212次自然灾害的数据，以及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70万篇报道，分析了这些灾害的死伤人数以及媒体的报道强度，发现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偏见可谓惊人。

地震能占去媒体报道33%的版面，而旱灾、饥荒和流行病则只有不到5%。而死伤数字也并不是“平等”的——要达到同样的媒体报道强度，火山喷发死1个人就“够了”，旱灾得死4000人才行。

不止灾害的种类，灾害的地点也非常重要。除开美国本土，美国的媒体对中南美和欧洲自然灾害的关注度，远大于亚洲和非洲。欧洲的自然灾害死1个人就能上新闻，亚洲得死45个。

只有将这些数据横向比较的时候，我们才能从灾害报道本身的冲击力中跳出，看到媒体本身对于灾害的有色“滤镜”。

对于这种状况，人们似乎都习以为常。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讲，更具戏剧性、更新奇的东西，更容易获得媒体青睐。火山喷发这样充满画面感、极具“大片效果”的灾害，人们更愿意关注，媒体自然也更愿意报道。再来就是大型地震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次数少，时间短，更满足“新奇”这项标准，即使损失和影响并不严重，也值得大书特书。报道更“近”的事物——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近，还有心理意义上的近——更能引起人们的关心和共鸣。因此，“遥远的”非洲和亚洲所发生的“不那么激烈、稀松平常”的灾害，即使死伤数量惊人，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些原因相对来讲都容易理解。而艾森西和斯特龙伯格的研究中还给出了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因——“新闻压力”（News Pressure）。他们发现，但凡是一些大事占据媒体版面的时候，对于灾害的报道会显著减少。有“挤出效应”的大事包括奥运会、奥斯卡、超级碗（Super Bowl，美式橄榄球决赛）、以及辛普森杀妻案（美国司法历史上著名案件，主角为美式橄榄球明星，得到了大量媒体关注）等等。

1999年5月，一场气旋风暴袭击了印度，造成287人死亡；当天在美国发生了一起中学生枪击案，一个15岁的少年开枪射伤了6个同学。几乎没有媒体提到哪怕一句印度的气旋风暴。相比之下，一年前同样在印度，一场规模相当的气旋风暴造成了250人死亡，然而当时没有别的“大新闻”，于是美国媒体纷纷报道，美国驻印大使宣布这是一场“严重灾害”，受灾者还收到了美国的援助。

除了“突发大新闻”外，灾难的发生频率也会影响报道——若是一个灾害紧接着又一个灾害，人们也会对灾害陷入疲劳和麻木，从而减少关注。

我们关注多久？关注些什么？

即使是在媒体资源极其丰富、人们选择度越来越高的信息时代，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于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但我们自身对新闻内容的消费习惯，也影响了灾害被报道、被传播的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政策研究者安东尼· 唐斯（Anthony Downs）用“议题关注周期”（Issue Attention Cycle）来描述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消费模式：关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问题，其实是长期存在的，但需要一次爆炸性的、突发性的事件来让公众关注到问题本身，其中就包括特别吸人眼球的自然灾害。之后，关于问题的讨论逐渐转移到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例如经济损失、救助灾害的成本、花销和收益等），但随着话题的逐渐冷却，这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充分讨论，又重新被公众搁置。

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大多都是这个套路，灾害本身不过只是来去匆匆的引子，因此，越简单越直接的灾害就越好。不少媒体研究都指出，“（新闻生产者）往往不倾向讨论‘复杂’的现象，且不擅长报道那些‘没有积累且爆发的事件’。”在这种“议题关注周期”的报道习惯和消费习惯中，唯有火山、洪水、泥石流这种短平快的灾害才能把问题给摊明白，人们也不必花费脑容量去思考那些复杂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扯句题外话——在公众事件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会对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充满同情，即身世清白、性格无瑕、道德标准高、处境又极其惨烈的受害者，会得到公众更多的支持。在灾害报道中，同样也存在所谓的“完美灾害”，满足戏剧性、新奇性、可亲近性几个条件，最好还能有个人化的故事和描述来赚足眼球，至于背后的复杂问题——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等——则鲜有人提及。

1998年洪都拉斯的飓风米契（Mitch），就是美国人心中的“完美灾害”：离美国近（处于中北美，相当于“后花园”），突发事件，景象惨烈。洪都拉斯全境两天内降下了相当于整年降水量的雨水，过度森林采伐造成了严重的泥石流，7000 人死亡，全国的经济损失相当于80%的GDP。直升机航拍和惨烈的现场报道充斥了美国电视和报纸版面，人们将同情投给了流离失所的洪都拉斯国民。然而事件冷却下来之后，传播学者们却发现，指出问题本质（全球变暖导致飓风强度增加、森林采伐和基建不力导致惨痛损失等）的报道少之又少。即使是“完美灾害”，最终也仅止于一场媒体和公众的狂欢。

这就是大众媒体难以逃避的“肤浅”：同样是灾害、同样有死伤与损失，不同类型和地点的灾害得到的关注十分不同；别的新闻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挤占版面；即使是能够引爆媒体的“完美灾害”，也无法引导深入讨论。

不被关心的灾难

比肤浅更糟糕的，是“不公”。

艾森西和斯特龙伯格的研究重点，其实是灾害对于援助的影响。在美国，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决策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方面，知情民众可以直接请愿，另一方面，政客也倾向于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

而一个灾害是否受到大众的充分关注，会影响美国政府对受灾地是否提供援助、援助多少的决定。比如前面提到的两次死伤和损失程度相当的印度气旋风暴，其中一个被美国新闻报道，受灾者从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援助，另一个却没有。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媒体关注度高的灾害，往往更容易获得美国政府的援助。尤其是损失程度中等、“可报可不报”的灾害，媒体报道对于决策的影响比例达到了70%。换句话说，如果某个不那么严重的灾害，恰好没有和大新闻撞车，又发生在欧洲或者美洲，外加有点视觉效果，那么媒体顺手报一下，有七成的可能让美国政府倾囊相助。 其余灾害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就是媒体议程框架设置（Framing）的威力。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讨论那些“出现在媒体中”的事件，并影响了事件的结果，却丝毫不知情这些问题已经通过了媒体的筛选，并不是世界的全貌。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对于灾害事件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甚至可以达到点对点的程度（例如众筹捐助等），我们自认为通过技术进步掌握了社会公义，实际上却自动忽略了那些并不“完美”的灾害。

“凭什么死了这么多人，却没有人关心？”归根结底，人的关注是有限的，媒体抢占关注的动作则充满了选择性与偶然性。而我们对于事件的 “讨论”和“参与”，也并不意味着对于事件的“了解”，常常只是这些事件戏剧而新奇的一面在我们内心的投射。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目前依然是无解的。这个世界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个问题上也不存在尽善尽美的应对。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对媒体和信息抱有适度的警觉，寻求更深入的讨论，不要仅仅停留在“转发改变世界”的良好感觉中。（编辑：游识猷）

参考资料

1. Eisensee, T., & Strömberg, D. (2007). News droughts, news floods, and US disaster relief.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693-728.
2. Weaver, D., McCombs, M., & Shaw, D. L. (2004). Agenda-setting research: Issues, attributes, and influences.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