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夏天开始，张子良先生踏上了大陆的访问交流之旅，一路上所见所闻激发了他捐资办大学的梦想。
近八旬高龄的张子良先生想到即做。1991年夏天，他写信给两位朋友（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原嘉兴市市长周洪昌同志和时任上海永生金笔厂厂长徐正元先生），请他们帮助联络捐资事宜；后几经路途劳顿，来往两地，反复考察洽谈。最终，在1991年12月确定捐资1000万美元在浙江工学院的基础上兴建浙江工业大学。
张子良先生不仅捐资出力，还把浙江工业大学的兴建当作自己的使命。先生在浙工大更名最关键的时候曾亲自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写信，恳请尽早批准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这封信现在读来，也是字字恳切，饱含了一位爱国老人的兴学之心以及迫切希望家乡发展之情，很是令人动容。
学校领导也一致认为，一所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学，必然需要一座能够体现办学精神的标志性建筑。于是，子良楼应运而生。在张子良先生的亲自参与下，这座建筑不仅成为浙江工业大学腾飞的见证者，更承载着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张子良先生听取原基建处总工程师董子庆老师
介绍子良楼的设计方案
“张子良先生捐资兴建浙江工业大学不能光用他捐助的钱来衡量。”
“浙江工业大学的更名与子良楼的建设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校规划初期。校址历经了从杭州牛奶养殖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多次辗转之后，最终落定在杭州朝晖古老的上塘河畔。”董子庆老师说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晖校区上塘河两岸地块情况
刚开始，学校的建设十分艰难，能够投入使用的建筑屈指可数。为了将更多资源倾斜到一线科研教学，培养更多人才，推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校领导果断决定将党政机关迁至简易的临时办公用房。
那时的临时用房大多用空心砖和多孔楼板搭建，每平方搭建成本不超过50元。夏天酷暑难耐，空调在那个年代仍是稀罕家电。老师们只能依靠本校机械厂生产的落地电扇度过炎夏，甚至有些人会在房间里放盆水，时不时能洗把脸，借此缓解酷暑带来的闷热感。到了冬天，大家纷纷裹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厚棉袄，以抵御刺骨的寒冷。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浙工大人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大家心中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要把这所新学校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1993年1月，肩负全校师生员工的重托，时任校办主任许坚陪同校领导赴京，汇报学校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事宜。
许主任回忆道：“那时候经费不充裕，我们住在招待所标间，每天早上赶第一班公交车去国家教委汇报工作。”
“返程时遇大雪航班延误，我们既急于向学校汇报工作，又怕家人担心，便想方设法联系校办，一是很激动地告知校领导，咱们浙工大更名的梦想即将实现，二是还请他们转告家属，一切安全，不必挂念。”
正是历代浙工大人的艰苦奋斗与奋发向上的开创精神，使得在1993年11月26日，国家教委批准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紧接着，12月2日，浙江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的批复》。12月3日，我校隆重举行了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暨建校40周年的盛大庆典。
自此，浙江工学院的称号写入历史，浙江工业大学正式大步迈入全新的发展平台。
浙江工业大学举行挂牌仪式
“返程时，因下大雪航班延误，心想瑞雪兆丰年，是个好兆头，瑞雪预示着今年学校会改名成功。”
为了更有力地支撑更名后的浙江工业大学的快速发展，同时纪念张子良先生的慷慨捐赠，学校决定全力以赴推动子良楼的建设。
为了打造更完美的子良楼，当时的基建处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绘制各种施工图纸，细致对接每一个细节，完善各处的景观布局。当子良楼最终建成归档时，档案柜中已经堆满了他们亲手绘制的图纸。
“子良楼中间有一个挖空的大门，延伸到教学主楼的主要空间，当时方案最大的优点也在于延伸楼的设计，在形式、高度和色彩上谦虚地服从于主楼，完美衔接了校园的主入口与主楼的空间关系。”
就这样，从子良楼前的花岗岩广场到这个大跨度的连廊，再引入后方的存中楼建筑群，形成了空间上的层层递进关系。
那一代浙工大人期望将子良楼打造成一个新的地标，成为浙工大的骄傲与象征。
然而，建造子良楼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董子庆老师他们也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
“我们那时候考虑到当时钢结构的造价太高了，但是为了实现17米大跨度架空入口的设想，就采取了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后张法。”当时这项技术在浙江也是较为领先的。
从1992年奠基开工，经过六年的艰苦建设，到1998年这所象征着浙工大徽记的子良楼终于竣工。
学校也因为这个匠心独具的设计，决定不再在校园的主入口另设大门，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对子良楼的高度重视，也象征着学校对其历史和精神的传承。
“朝晖校区里主要建筑的设计与建设可归结为几代浙工大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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