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雷虎 摄影_阮传菊
很多人对于二胡的印象，来源于旧时街头卖艺的“阿炳”们。二胡特有的悲凉嗓音对鼓膜的蹂躏，再配上“阿炳”们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能让身处春天的你如沐风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整理旧物件时，我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卷《二泉映月》。听过之后觉得虐心，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一路高铁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那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琴师。
二胡的“罪魁祸首”刘天华已经不可寻，但是却可以找到给他制作二胡的琴师“中国二胡王”王瑞泉之子王国兴问罪：整这种专发天地悲音的二胡出来，你得有多么悲天悯人的心啊。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苏俄式二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认为开枝散叶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静。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大师？我怎么没见过。”欲转身进楼，一秒之后又转过身：“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说完嘴角挂笑进楼，我还没来得及分析那丝笑容的含义，摄影师已经沿着青年指的“这边”上楼了。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今天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现在明白那小青年为什么对我笑了，那蟒蛇也对我笑！”摄影师哭笑不得。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大师气场了。这么大条蟒蛇看场子！”我怒从心底起。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的阴影—一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我和摄影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异口不同声蹦出了两个词：“驯龙高手！”“天神下凡！”
眼前这位天神和高手合体的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叶公好龙的我们撞见。
“一直以为收天籁之音制琴的琴师是天底下最浪漫的工种，没想到却是一项与蟒谋皮的要命活！”摄影师看了一眼躺在天桥上乘凉的蟒皮，发完感叹后问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问题：“这蟒蜕下的皮在这，那蜕过皮的蟒躲哪去了?”
子承父业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首先，自己的名字，好记；其次，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最后，还有振兴国乐的念想。只可惜这个念想到现在都看不到踪影。”王国兴边说边拿出了两个红本本。这两个本本分别是颁发自1985年的苏州民族乐器厂“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两个厂办的奖项情有独钟，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则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那是什么概念！”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了王国兴追赶的对象：“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啰！”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让人无语至极—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做琴齐上阵，拿奖也要父子兵么？
蒙皮绝活
王国兴在二胡界称王，琴筒制作上“制膛”和“蒙皮”手艺是其压箱底的手艺。为保证每把出品的二胡都精益求精。王国兴决定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它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是最关键的“制膛”和“蒙皮”却由自己亲自操刀。亲自操刀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灵感来了，虽然有客自远方来也得靠边站，在工作室里，制二胡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他推开一个小房间，大小不一的木头呈现在眼前：“这是珍藏了十几年的花梨木，这是新进的印度小叶紫檀，这些都是做二胡琴壳的原料。”说完他又推开了另一个房间，四壁居然是一块块木块堆起的木墙。
“二胡琴筒就是由六块这样的板组合起来。每块板长131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9毫米，前口内边宽41．6毫米，后口外边宽46．2毫米，后口内边宽35．8毫米，厚度均为9毫米。六块，才能成为正六方形，每块板两边所刨成的角度均为60度。”
在秀完“制膛”绝技后，他又开始展示家传的蒙皮绝活。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对于二胡制作来说，蒙皮是最为重要的工艺。二胡是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得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再者，不同蟒皮和不同琴筒接触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选哪张蟒皮和哪个琴筒配对都有讲究。这个红娘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强用‘拉郎配’，那回头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王国兴站在一架打孔机前，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往打孔机前送，就如同缝纫工往缝纫机里送布料。当打孔针在蟒皮上打下一个孔后提起的瞬间，他的手麻利地转动蟒皮。“二胡琴筒是正六边形的，蟒皮蒙在琴筒之上，全由蟒皮上打的六个小孔来固定。因而每次打孔时，转动蟒皮都必须是60度才行。”
待所有蟒皮都打完孔后，王国兴下意识地闻了闻双手：“蟒蛇皮上有股血腥味，和蟒蛇皮接触多了难免沾上了。这不，这血腥味太重，房子里老鼠都不敢来。要不是身上有这股子腥味，我还一直以为我是在这钮扣厂中的纽扣匠呢！”
他把蟒皮每个孔里穿好棉线后缠上小木棍，然后把蟒皮顶在琴筒。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把蟒皮上的小木棍在木桩上缠绕拴紧，这样蟒皮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琴筒上了。
蒙一张蟒皮，王国兴足足用了十分钟时间。我看到工作室里摆满的琴筒，对王国兴生出无限的怜悯—每一只等待蒙皮的琴筒就像一只雏鸟，要把这些嗷嗷待哺的雏鸟喂饱，一喂就是三十多年，这得要多大毅力啊！看来每一位二胡制作师，都要有一颗做超级奶爸的心才行。
不谙弹奏
“通常我制二胡时，为了节约时间，同一时间只做一道工序。看，这边案板上都是我昨天做好的琴筒；那边木桶里插的，都是我昨天做的琴头；那边墙上挂的，是我上周制的琴弓……”
王国兴在工作室里指点江山。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在案板上，我看到了一排整洁的蜂巢；在木桶里，是一朵朵盛开的硕大蒲公英；在墙壁上，是弓箭手的兵器库……
在我沉醉在这些精美的图案中时，王国兴的身影开始在这些场景中不断游走：取了一块蜂巢、抽走蒲公英中的一朵、摘下墙壁上的一支弓箭……经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变身后，这些零散的配件组合成了一支精美的二胡。
当王国兴把组合好的二胡抱在怀里时，在我眼中，他不再是驯龙高手而是阿炳转世：“与君弹一曲，请君为我亲耳听！”
我已经把情绪调到《二泉映月》的悲凉基调，但是眼前的“阿炳”却迟迟不肯演奏。“抱歉，我不会拉二胡！”王国兴说出了一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话。
“卖茶叶蛋的就应该下蛋吗？”看到我的表情，王国兴来了个更让我惊愕的反问。“对于琴师来说，用最多的心血把最好的材料制成二胡，工作就完成了。至于要让二胡发出什么样的旋律，那就不是琴师考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