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阿moyz 原文地址：economist.com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他的妻子正准备离开市政厅，不久便遭到刺杀。
本周四下午，英国首相请求“向国王陛下致以拙言，以表对本院刚刚获知皇室与王室殿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其妻子遇刺后的愤慨与深切关注。同时，愿国王陛下能仁慈代表陛下忠诚的下议院，向我皇室与王室殿下奥皇匈王表达对该罪行的强烈愤恨，并向奥匈帝国的皇室与王室家族与其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同情。”阿斯奎斯首相与博纳·劳用巧辩的措辞写下这份表达了愤恨与同情的吊唁致辞，并获得了下议院的一致认同。这是怯弱的行为，任何称赞这一行为的社会都应湮灭。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根基被一个秘密的犯罪阴谋所威胁，纵火和谋杀被用作政治武器，犯人便是那可悲又无脑的政府组织机构，他们给自己冠上高帽，说服年轻的狂热者们认为，只要是正当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而最懦弱最残忍的谋杀就是英雄事迹，是值得同哈尔摩狄奥斯（注：古希腊人物，密谋刺杀雅典暴君喜帕恰斯。）和布鲁特斯（注：罗马共和国缔造者。率领当时的罗马人民推翻暴君塔克文的独裁统治。）一样被歌颂赞扬。毒药、匕首、左轮枪、炸弹，所有这些用在无公允恶行上的工具，消灭那些生来或被选中，本注定要主导国家命运的人。有时候，这些暴行无疑代表了一种狂热的抗议，反对那些宣称由士兵与警察的专制独裁管理整个国家的国策。然而暴行终归是暴行，在这样一种形态的犯罪恶疾里是看不到一丝正义的痕迹的。1865年林肯遇刺，1881年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遭到暗杀（注：被暗杀的其实是亚历山大二世，此疑为作者笔误），1894年法国卡诺总统，1900年意大利国王亨伯特，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8年葡萄牙国王卡洛斯，还有1913年3月希腊国王乔治一世遭行刺。而如今哈布斯堡王朝皇储（注：指斐迪南大公）不过是庞大的暴行名单中一个小小的获选人罢了。这样一份名单，也只有病态的大脑能在其中为自由找到辩护依据。
上周日在萨拉热窝，在结束参观波斯尼亚的阅兵仪式之后，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他的妻子霍恩伯格女公爵遭到刺客枪击致死。尊敬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注：当时的奥匈帝国统治者）或许会说：“我真是什么都遇到了。”这场罪行将一系列恐怖事件引向高潮，同时也造就了该国的悲剧历史。整个事件清晰明了。尽管事先得到了危险警告，大公还是决定参加波斯尼亚的阅兵仪式，并于上周三携妻子抵达萨拉热窝。两天来他都在山上检阅军队，同时他的妻子则在首都参加礼宴。周日上午，大公夫妇驱车穿过拥挤的萨拉热窝街道前往市政厅参加一场招待会。可人还没到市政厅，一颗炸弹便掷向他们乘坐的车上。然而大公用手将滚落的炸弹抛开，炸弹回弹到公路上，猛烈地爆炸使乘坐在第二辆车上的四名随从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二十名路人也伤势惨重。投掷炸弹的人是一名萨尔威亚印刷工人，名为卡布里诺维奇。警方历尽千辛将他从愤怒的人群中救出，将他捉捕归案。半个小时后，这对皇室成员离开市政厅，驱车前往医院准备询问受伤的副官。途中，在弗朗茨·约瑟夫街与鲁道夫街交叉处，一连串子弹突然从一栋房屋后方袭来。大公夫妇二人即刻便受到致命重伤；大公脸颊受到严重创伤，而大公夫人企图用为大公抵挡子弹，子弹射中身体后便倒在大公怀里失去了意识。车子抵达医院之前，夫妇二人已双双去世。
刺客是一位塞尔维亚学生，十九岁上下，名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否认自己拥有同伙共犯，然而在其犯罪现场几码开外发现了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此外，无数证据都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精心策划、涉及多名共犯的大公刺杀行动。受审期间，普林西普宣称自己作为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一直都想杀掉某个声名显赫的人物，而卡布里诺维奇，这位21岁的排字工人则称自己是在贝尔格莱德（注：塞尔维亚公国首都）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收到那颗炸弹的。换言之，巴尔干民族主义争端早已被添入恐怖暴行名单上，同时也预示了马其顿之争的开始。
乍一看，这其中的政治动机似乎不太容易弄清。大公对斯拉夫人，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的同情之心人尽皆知，因此当他获得皇位继承时，有人认为这是马扎尔人将发生冲突的先兆；而这样的冲突可能已经分裂了二元帝国。二元帝国的现有的帝国基础源于德国人与马扎尔人签订的条约上，并拥有波兰人的支持，但同时也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捷克人、鲁塞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与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焦虑与不满的威胁。然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无疑出于教会与军事驻地的考量——主张建立由匈牙利大部分地区与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构成的天主教南斯拉夫王国，而这将使二元帝国转为一个“三元”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决定，宗教上归属希腊教会、并使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塞尔维亚人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教友遍布南匈牙利，波斯尼亚三分之一的人口也都是他们教会的教徒。他们与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大塞尔维亚，从亚德里亚沿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这一整片奥地利皇冠下的公平土地上，人们用这种语言操着各种方言；在他们眼里，这一片土地注定要统一成为一个王国，一个正统的塞尔维亚，并由贝尔格莱德统治。无疑正是这一信念不断盘旋在罪犯发疯的脑袋里，才酿下了这场萨拉热窝悲剧。
尽管我们不会忘记，死亡，尤其是如此这般的死亡，天然地阻挡了人们对逝者的严厉批判。然而我们也不该错误地愚蠢地将已逝的大公当作是值得哈布斯堡王朝信赖、实现王朝内外和平的政治人物。与之相反，老皇帝害怕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皇权落入他的继承者手中。人们也许还记得，当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打仗时，已逝的大公在边境开展威胁性的军事演习，他还设计指挥军队进入意大利，以击垮非教会主持的王朝，恢复教皇的统治，只不过这被埃伦塔尔伯爵（注：Count Aehrenthal，当时的奥国外交首相）与皇帝拒绝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对教会的支持与对斯拉夫人的同情引来了马扎尔的政治家们仇恨与怀疑。他恶劣的影响必定是二元帝国在负债偿还能力急速消失的状态下增强海上力量与军事扩张的主要原因。就个性上看，他无疑是勇敢而和蔼的人；然而了解他的人必定惊恐地发现这个人无理性的任性顽固，还怪异地夹杂着软弱与优柔寡断的性格。尊贵的奥地利皇帝从漫长与痛苦的经历中获得的责任感在他的继承人中消失了，新的继承人或许更能够将糅杂与不和的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