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KarenMushroom 原文地址：economist.com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自杀率曾高居世界前列。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年轻女性，这一群体中的自杀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不过，近年来中国的自杀率大大下降，如今中国已然跻身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列。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002 年的调研显示，1995 至 1999 年，中国的年均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23.2 例；今年，香港大学一个科研团队撰写的报告指出，2009-2011 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十万人 9.8 例，降幅达到 58%。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也参与了近期的研究，他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幅度如此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绝无仅有。而且，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进行干预。
35 岁以下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下降最为显著，降幅接近 90%。据 2002 年《柳叶刀》的研究估算，这个年龄段在 1995-1999 年期间的年平均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37.8 例；今年的研究显示，2011 年该群体的自杀率下降至每十万人不到 4 例。另一个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 20 年间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 35 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 95%，2010 年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2.6 例，而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 68%。
官方公布的 2012 年全国自杀率为每十万人 6.9 例，有学者怀疑相关信息并未全部如实报告，并为此在计算中做出了调整。不过，官方数据及多项研究皆表明，就长期而言，自杀率在各个群体中均有下降，不分地域、性别和年龄层次，唯独老年人例外。老年人的自杀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却又开始上升。在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里，这样的形势令人忧虑。
自杀率降低的驱动力是两股相互联系的社会力量：城市移民和正在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工作尽管会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但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以借此摆脱诸如父母的压力、失败的婚姻以及婆媳关系等等各种农村的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境。移居城市还让她们远离了农村最简便的自杀方法：喝农药。发生在农村的自杀案例中，有将近 60% 的自杀者喝农药寻死，而且通常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此外，农药药性减轻也是自杀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景军指出，城市移民率增高与农村自杀率的降低趋势相符（见图表）。自杀者大部分是农村居民，因此农村自杀率下降，全国的自杀率也随之下降。二十年来，人口构成发生变化，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变成了“城市人口超过半数”，而官方统计的自杀率随之降低了 63%。
城市居民的自杀率同样有所下降，说明还有其它因素作用。中国媒体常常刊登一些颇具戏剧性的照片：自杀者在窗口、楼顶获救（如题图）。但香港大学的研究发现，自 2002 年至 2011 年，城市自杀率降到了每十万人 5.3 例，降幅达到 59%。最简单的解释是，虽然城市里存在着污染、房价和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但生活水平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确有所提升。景军先生还认为，农村以往常见的大型家族趋于分散化，减少了可能导致自杀的家庭冲突。
叶兆辉先生及其科研团队探讨的问题是，自杀率与城市化的负相关与一个普遍接受的理论相悖。该理论基于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观点，提出城市化、现代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加剧了社会的异化，进而使得自杀率升高。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自杀率升高，映证了这一理论。据估计，2008 年至今，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十万人 11.6 例增长到了 14 例。邻近中国的发达国家自杀率明显偏高——2012 年，韩国的自杀率是每十万人 28.1 例，日本则超过 21 例。
而中国正日益发达，社会也正在老龄化，也许即将到达某个令人忧虑的临界点。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自杀率略为上升，假如经济发展更趋缓慢，自杀率可能会继续升高。城市移民和逐步提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这两股让自杀率下降的力量也即将失去强劲的势头。
最令人担忧的是，老年人这个在中国社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之中自杀率居高不下。65-69 岁城市老人自杀率是每十万人 9.9 例，70-74 岁的农村老人自杀率则高达 41.7 例。2005 年前后，老年人自杀率在总体上逐渐下降，城市降幅大于农村，但 2008 年后就无甚变化，乃至有所回升。
城市化和传统大型家族的分散化，这种趋势使得年轻一代的自杀率下降，却让身在农村的老人得不到照顾、住在城市公寓的老人看不到熟悉的面孔。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共同作用，只会让老年人及其子女肩上的负担变得更为沉重，正如现代生活的困局日渐凸显。从今往后再过二十年，中国的自杀问题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但无论如何，自杀率应该不会再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