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广州火车站，虽然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但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火车站区别不大。几年后，包括站前广场、省汽车站和附近的流花地区迅速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和流动性最大的地段。摄影_叶健强
2000年2月5日，广州火车站进站口。提前回家的人们想避开高潮，但春运的高潮已汹涌而来。从1980年代起，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的民众以巨大的坚韧和忍耐，在出门谋生和回家过年之间奔波，从1980年的过亿人次到2010年的20多亿人次，汇成极为巨大的人流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动，在求得生存发展与共叙天伦间取得艰难的平衡，其中的辛酸和悲欣，为世界罕见。 摄影_潘劲松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 ”，从1980年代起，广东不仅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文化和时尚的前沿，2003年春节后，广州火车站出站隧道的南下人流，匆匆经过的旅客被隧道两边的大幅灯箱广告吸引。摄影_陈海平
2001年春运，一辆到达广州的列车车窗已经被砸裂。 摄影_邓勃
1992年春运，从广州火车站出来的民工潮涌向广东各地。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给广东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同时，“民工潮”“春运”“治安”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热点问题。 摄影_叶健强
记者_巴莫金诗 广州报道
昼夜不息的车站
清晨8点，广州城已经从日渐褥热的暑气中醒来。如果从高空俯瞰，位于流花片区的广州火车站必定是广州这座超级大都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它昼夜不息，流动不止。不变的似乎只有不断进站或出发的列车和旅人。
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充满离别和变动的地方一直停驻。广州火车站客运车间负责人朱海滨，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管理着广州火车站5个生产部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客运车间。车间的400位客运员，每天在火车站最显眼的位置，迎送如潮人流。此外，加上运转、行包、售票和乘务四个车间的500多名员工，整个火车站共有千人在日夜轮换，保证这座车站的永不停歇。
不能停歇的还有火车站广场的电子大钟。它是广州火车站内50座记时钟表中最著名的一座。在火车站内的设备房里，一堆由集成电路组成的“母钟”操控着这50个钟表的运转，以保证火车站这个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一刻不停地与准时、效率和可控相联系。
当大钟的指针指向8点30分左右，朱海滨正提着黑色公文包走出地铁站，这是广州地铁2号线滘口方向的第16个站—广州火车站。他花了五分钟时间，顺着A出口而出。
从这里只需将双眼向左上方轻轻一抬，火车站“振兴中华”四个大字便正好挤入视野。再往前方走上十二级台阶，由郭沫若手书的“广州站”三个大字，不由分说地悬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头顶。
这是2014年5月25日，8点30分。此时广州火车站每天108趟到发列车中，最早一趟开出的K528（广州-南京）已经离开了站台。这也是广州火车站开展运营的第14645天。广州火车站已经40岁了。
40年前的4月10日早上8点30分，这座中国最负盛名的火车站正式开站迎客。朱海滨在十年后来到车站，此后在这里工作了30年。
在朱海滨走进车站的当口，和他一样在这里干了快三十年的老同事张红英，也已经换好工作服，出现在站厅一层左边的服务台。服务台工作人员可以被视作火车站的“人肉百度”。每天，张红英大概要回答各种旅客提出的近两百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四类：厕所、候车室、餐厅和医务室在哪里”。在2005年前，车站还没有安装大LED屏幕，如遇到春运或者天气导致的突发事件，“差不多每分钟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
问题和麻烦，有时候不能只凭嘴巴解决。遇到旅客生命发生危险，还需要联系120救护车。40年来，广州陆军总医院急诊室的120救护车，成为进入广州火车站最多次数的公共机构车辆。“平均每年有1000单左右，最多的三种情况分别是生小孩、癫痫和精神疾病”。
位于车站四楼的广播室，是车站的喉咙。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车站广播室实现了从人声到电脑录播的转变。之后电脑软件经过三次更新，然而遇到突发状况时，播音员们还是愿意用口播，“这样保险一点，否则出了问题，责任太重大”。
火车站内的播音内容和特有的“铁路播音腔”，已经成为数亿中国人，在公共空间里最熟悉的时代声音。每天近200趟列车，从接车进站、组织旅客检票上车，到投放垃圾、列车进库，每趟车至少有4到5条信息需要播发。除此之外，每天还有防骗、卫生、安全、寻人、寻物方面的广播要播。在这个位置已经做了八年的广播员王志英（化名）说，“每天的播音条数，真的没办法计算”。
每天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人的流动，给火车站带来至少40到50吨的垃圾。“春运高峰时期，甚至日产垃圾90吨左右。”朱海滨解释，垃圾不仅由候车的乘客产生，也包括进站车辆上留下的垃圾。
进站列车和候车室、站前广场留下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垃圾，其中还有许多属于旅客不小心遗失的物品。在车站二楼的旅客遗失物品管理处，40岁的彭东英，每天守着一屋子奇奇怪怪的遗失物品，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到来。她是这个岗位的第四任守望者。
最近一两年，彭东英的工作遭遇新挑战。按照工作流程，彭东英如果在遗失物品中，发现失主的有效身份和联系信息，她需要及时和对方取得联系。“但是现在一打过去，对方都以为我是诈骗集团”。这增加了她的工作量，“总要一次次打过去，介绍自己的工作，直到对方开始相信你。”
过去，手机还不普及的时候，彭东英甚至需要先写书信与失主取得联系。信写在广州火车站的专用信纸上，一旦对方回信确认无误，同时短期内无法来广州站自取，她就要抱着东西去广场邮局把东西寄过去。
平均一年下来，遗失物品管理处大概会收到1000件东西，它们来自车站各个部门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刚过去的2014年春运，大概捡到了400件东西”。
彭东英从2007年接班。她的前任同事告诉他，这个岗位就像“收垃圾的，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怪东西”。每过半年就要清理一次。如果没有人来认领，就要卖给废物回收公司，然后将资金上缴国库。
彭东英收到最古怪的东西，是几袋用保温瓶装着的血浆，一把旧旧的二胡，还有一袋子油炸的非洲鲫鱼。最贵重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的钻戒，“值八万多”。
最近几个月，屋子里大概存放了两百件东西。手提电脑、婚纱照、成人尿布、胰岛素、国画、烤箱、吉他……这些之外，还有近200张身份证和30几个证件。
“这几年，丢得最多的东西应该是手机。特别是国产的，每个月多的话能捡到几十部，一年大概有上千部。都是什么华为啊联想什么的。”除了新增的种类，也有一些物品似乎已经从失物的行列永远消失。“比如书信和冲印的相片”，彭东英记得，她的前任常常会在包里发现信和照片，还有笔记本、软皮抄什么的。“这些年，写信的人少了。”
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印刷品种类开始出现在失物行列。“比如马经。还有深圳、北京开过来的动车上，常常会捡到《圣经》交过来”。
虽然失物里的印刷品已经世易时移，不过在广州站内设立的书报摊里，旅客爱买的杂志似乎历经十余年，并无太大变化。“你看嘛，就是《故事会》《知音》《爱人》，还有‘案件揭秘’类，这些报刊杂志一直卖得最好。”在广州在火车站，每天差不多能卖出近百本。和这几本书一样长盛不衰的，是每天能卖出数千盒的各类方便面。
1974年开站至今，40年已经过去。广州火车站总共发送旅客约6亿人次。在候车的间隙，旅人们在这里打盹、发呆、泡面、打扑克，也在这里激动、失望、悲伤和绝望。广州站的1000多名员工，就这样在各自的位置上，经历这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和那些不时出现的奇幻遭遇。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到1974年终于竣工。车站主楼的两肩上设置了车站历史上第一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数日都有数千人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1979年4月4日，习仲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这是30年来广东和香港之间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列车。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
工程几番下马
这辆已经开行了40年的“列车”，其发车时间始于1974年4月10日上午8时30分。2.6万多平方米的苏式风格车站，是当时广州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开站时期的建筑外形保留至今：主楼四层，外立面正中央挂着一个高4.5米、宽5米的大型电钟。
车站内部设置绿化景观，候车室之间的小花园里种了棕榈树，有金鱼池和小桥，后门廊外种着竹子，不难看出当年的设计者们对岭南传统建筑元素的珍视。投入运营初期，客流不多，但参观的市民、团体接踵而至，一度成为城中热门景点。
在如今还残存的老照片中，彼时的广州似乎宁静清明。“文革”的尾音还在余响，城市的面貌尚还宜人，着白衫粗裤的成人和儿童，在刚开站的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留下黑白的旧影。
然而宁静的时代镜像背后，广州火车站的建设却因与时代共振，绵延良久。广州火车站设计者林克明（1900年-1999年）曾用“一番起落”来形容整个工程。广州火车站前后共申报四次才获批建站，从构想到落成，中间隔了整整19年。林克明的学生、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博导陆元鼎在回忆老师的代表作时，也用“一波三折”概括广州火车站的建设。
广州火车站的前身，是始建于1911年的大沙头火车站。历史上，大沙头火车站曾以广州东站、广州站为名。1949年后，广州地区铁路运量逐年增大，1950年，为配合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将广州建设成为“东方巴黎”的设想，广州新客站(今广州站)的建设规划被提上日程。
据《广东省志·铁路志》记载，广州火车站的建设构想最早于1955年提出。但当时的铁道部认为广州地区各站能力尚有富余，未批复建设，仅要求“及早做出远期方案”。
1957年，随着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合并为京广铁路，这条全长2300多公里的南北大动脉，将南中国大门、广阔中原腹地和北方权力中心紧紧连接了起来。此时广州在中国交通战略地图中的地位又一次被凸显。次年5月，广州铁路局再次向铁道部申报，终于获批，后立项兴建。
林克明看到面积不大、使用功能却很好的大连车站后深受启发，特意在大连住了一个星期研究火车站设计。不料想广州火车站工程，却在1962年时受国民经济困难影响而暂停。
3年后，工程再次动工，却又再次遭遇障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兼任广州市市长的曾生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工程这次“中途下马”的部分细节。1965年已经动工的火车站，在建到第二层时被迫停了下来。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理由是“原设计方案高度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安全降落。”
为了这件事，陶铸亲自打电话给刘亚楼，并邀请他来广州一起商量。最终刘表示如果要建，火车站总高度不能超过27米。陶铸和曾生的想法却是，宁愿停建也不修改计划和图纸。于是，火车站建设计划“中途下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3年后终于竣工。新建成的车站主楼的两肩上，设置了车站历史上第一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其间，又因为建筑面积和规格的问题多次反复。由于当时北京火车站还未落成，因此在广州火车站面积的设计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需要“讲政治”的问题。“不能超过北京的面积，从一开始1.5万平方米左右，到3.5万平方米，再改成不超过2.8万平方米”。
逃港风潮
刚建成的广州站，从当时真实的属性来说，更多承担广东本地短途探亲客流和长途货运的职责。“文革”尚未结束，但位于沿海的广东，即使在闭锁的时代，民间依旧波涛暗涌。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汹涌便是广东的逃港风潮。
从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从1949年后一直没有停歇的大逃港，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诞生不久的广州站，因为地处南国要塞，也因此在第一现场见证了中国国门打开前的动荡和挣扎。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当政者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之前的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习仲勋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还没等到中央的最后决定，1979年春节前，这个即将改变中国的节点上，建成仅5年的广州火车站被一场新的“逃港”潮席卷。这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数日都有数千人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广州与香港直通火车的历史可上溯百年。1911年(宣统三年)广九铁路就已经建成通车，彼时香港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政治的影响下，1949年后，广九列车停运。恢复广九直通车的努力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广州市志》记载，1950年和1956年，内地与港英当局分别进行了7次会谈、谈判，因各种原因均未达成协议。
直到1979年2月，顶着广州站汹涌逃港人潮的压力，广州铁路局与香港九广铁路局才签订了《关于开行广九直通旅客列车协议》。邓小平在相关的报告上批示，“应尽快开行”。
1979年4月4日，习仲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这是30年来广东和香港之间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列车。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
开通初期，广九直通车被称作“开往资本主义的列车”。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都是座上宾。最初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如今每天开行12对。累计运送旅客约5000万人次，相当于把每位香港人送到广州串了4次门。
从广州火车站开出的广九直通车，实为中国国门打开的先声。两个月后，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央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以广九直通车的恢复通车开始，开放的脚步开始继续向前。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2007年春运，一名外国摄影师以广州火车站为背景拍摄时尚照片。摄影_邓勃
从倒爷到外来工
南国春来早。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
老人坚持要先去深圳，于是一行人随即返回车厢,一齐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前往深圳。这被称作邓小平为改革站台的第一次“南巡”。此后，强人政治的效应，与民间已经醒来的改变热望，一起推着改革艰难向前。
邓小平首次南巡讲话后的半年，19岁的朱海滨从柳州铁路运输学校毕业，提着一箱子的书和几盒邓丽君的卡带，来到了毕业分配单位—广州火车站。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回海南家乡的他，直接从学校来到了车站报到。“接待的人事科负责人看我这么积极，说把我分配到一个效益好的单位”。
这个由火车站和香港公司合开的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亦是头脑灵光、做事实在的广东人开国内风气之先的举动。朱海滨被分到了公司财务部当出纳。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到改革开放后，货币的魔力、物质的丰富以及新阶层的崛起。
现在广州火车站的5、6号候车室及之间的走廊，当年都曾被改造成各种经营项目。“走廊当年是一个大商场，面积有398平方米，经营超过1300种商品。而6号候车室及一楼对应的位置各被隔成两层，成为一个4层的大酒楼。一楼经营快餐、粥粉面，二楼为西餐、舞厅、卡拉OK，三楼为中餐大厅，四楼则是包房。
那时候，除了常规的省内探亲客流之外，从北方来的“倒爷”和深圳来的“老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乘坐京广、广深、广九列车，出没于广州火车站。
“在候车的时间里，他们先在二楼吃个牛排，在包房里看部胡金铨的电影，唱几首陈百强的歌，然后提着密码箱去上车。”上车前，朱海滨的同事们要手检行李。打开老板们的密码箱，行李很少，“几件簇新的白衬衫和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
深圳客“显摆”的派头让朱海滨三十年后依旧啧啧称叹。而在改革之初南下倒货的倒爷们，则把目光锁定在南方的港货、波鞋、洗衣机、摩托车、服装、水果、海鲜、鲜花上。随着京广大动脉一同北上的，除了南方数量充沛和质量上乘的商品，还有源源不断的新名词：“生猛海鲜”“公关小姐”“埋单”……
火车站旅店房间的使用率也超过了100%，一个房间有时一天外租超过两次。朱海滨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有两个职员，提着一口袋的外汇券和现金，上来和他清算，之后去对面的爱群大厦存入银行。
朱海滨也确实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火车站经营状况空前繁盛，朱海滨每个月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100多块的基本工资和100多的奖金，是其他同样分到铁路系统的同学的两倍。”
这是时代和个体都开始剧变的年代。一切来得似乎那么迅疾。中国社会开始解冻，广州火车站本身也在变化。
原来车站大楼上悬挂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文革”结束后被默默移除。
1986年，广州市委认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港澳台居民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城市，需要建一条全新的霓虹灯标语，内容便定为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此后的近三十年间，火车站周边的不少广告牌或已消失，而这八个大字一直在火车站主楼的两肩，接受人潮的注视。
时代的列车进入八零年代的尾巴。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当代最大一次社会和思想的震荡。告别革命，走进市场，成为从农村到城市，几乎所有人的选择。
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工潮，正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路口。自1958年开始严格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受到最猛烈而持续的冲击。
冲击的内发动力，来自中国沿海经济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相继设立。依托便利的区位优势、低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等比较优势，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逐渐吸引了港商、华侨、台商来此投资办厂。1980-1991年，珠三角利用外资以每年30.8%的速度递增，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与港澳合资企业2.3万家，“三来一补”企业6万余家。
198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185万人，到1988年时，增加到320万人。到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雇的劳动力已接近400万人。
这些被档案记录在册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希望通过离开农村，去往外面世界改变命运的个体。他们从四面八方挤上火车，梦想着抵达那个流淌着机会和财富的南方。
这时候的广州火车站已经不再是老板和倒爷的游乐园，它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命运转折的闸口。此时的朱海滨在参加成人高考后，经过三年的脱产学习，已经从广州铁路职工大学毕业。在外界风起云涌的三年里，他入了党，结了婚，再次拿到了毕业证。
1989年9月，回到车站财务室工作后不久，朱海滨被调到车站党委办公室，开始做文字和宣传工作。“这也让我开始有机会全面接触火车站的方方面面。”
人潮似乎一夜间就被施魔法般从地下变出。朱海滨第一次在自己人生中，见到人潮似乎永不消退的景象。20岁的农村姑娘张红英，从300多名应聘者中，被挑选成为20个新录用的员工之一。她的岗位是客运员。直到今日，她成为广州站客运员中最资深，也是最爱把电话留给旅客的一个。
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凭借交通工具特别是铁路的普及，“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十九世纪或更早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讶异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逃离那个地方。”铁轨的延伸，也为中国数亿的农村民众，打开了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通途。
在朱海滨的记忆里，那些出没在火车站的、自比为“细菌一样多”的年轻人，其面目也有明显代际的差异。“80年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很淳朴，车站的客运员都习惯拿条棍子维持秩序，有时候还会用棍子敲打乘客的背包，指挥他们按照一定的方向移动。”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太礼貌的举动，在那个年代，却被人们广泛接受。
1989年，张红英和朱海滨参与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春运。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车站的客流量突然明显增多了。自那一年后，所有的机关人员都要下站支援。“每天乘火车南来的民工客流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