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归根到底是看城乡两部门的人口问题。刘易斯拐点到来,其表象是劳动工资上升;但劳动工资上升,并不代表刘易斯拐点到来。因此,从当前的农民工工资上升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是颠倒了逻辑。
在刘易斯拐点的定义中,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村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即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农村,根本没有产出贡献,自然收入极低。这时对城市工业部门而言,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因为此时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弹性为0,收入无论怎么变化,也比农村边际为0的收入要高,农民工此时必定会选择外出打工。
第二阶段,随着农村部门劳动力转移,农村部门的边际产出从0开始上升,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下降,但后者仍然高于前者。此时劳动力转移仍然会继续进行,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弹性不再为0。
第三阶段,转移结束。此时农村部门的边际产出与城市部门相同。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非一“点”,中国可能处在第二阶段,但离拐点结束还有很远。在拐点结束时,农村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相同,两者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部门,这时国家的工业化才会完成。然而中国的农业边际产出仍然相当低,远低于城市工业部门,这时说拐点到来,实在为时过早。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农民工的收入大幅上涨?为什么会看到民工荒?这里就存在一个扭曲问题。一方面,如前几个回答者所说,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压低了,低于其在城里工作的边际产出不说,甚至可能低于他回乡务农的产出。另一个方面,则有可能是国家对于农业大幅度的补贴,表面上提高了农村的边际产出。比如农民本来种1亩地收入1000元,国家通过各种补贴,使他一亩地收入2000元(假设)。那么此时,城里少于2000元的工资必然不会吸引他外出打工,就表现为了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这样的扭曲还在各种方面存在,这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制度”拐点。
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补贴农业,而是说在工业化过程中,作出一个合适的政策,是不容易的,补贴一方,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

— 完 —

本文作者:chenqin

【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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