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徐一斐
2014年12月15日，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做出再审判决，呼格吉勒图被判无罪。等了18年，正义终于姗姗而来。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向警方报案，称在公共厕所发现女尸。两天以后，警方认定呼格吉勒图杀人。一个月以后，内蒙古高院二审核准死刑。1996年6月10日，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枪决。2005年10月，连环杀手赵志红落网，主动交代卷烟厂公厕杀人案系自己所为。
从发现呼格吉勒图可能被冤杀到法院宣布立案再审，又一个9年过去。新华社记者汤计在这9年中先后递上5篇内参，帮助呼格吉勒图案平反。长年为儿申诉的呼格父母曾说：申诉9年，最担心汤计被调走。在丧子双亲眼里，汤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汤计说，呼格案纠正有两处转折。第一处是内蒙古政法委得出该案是冤案的结论。但政法委不能改判，需要当地高院复查后，由最高院下达再审通知。但自治区高院对该案的复查再审并不积极。毕竟，呼格的死刑判决就是由它宣布的。另一处是2011年1月，胡毅峰调任内蒙古自治区高院院长，他曾积极推动呼格案复查工作。
回顾整个推动再审过程，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身份的便利和优势是明显的。1989年，汤计从新华社山西分社调到内蒙古，负责政法新闻报道。多年工作关系，他跟公检法很多人都有交情。他在内蒙古政法系统的口碑很好：“老汤那人不乱写。”
这种交情集中体现于信任。虽然汤计认为这种信任只跟自己的人品性情有关。但它显然跟新华社的特殊地位也有关系。它是血统纯正的“耳目喉舌”，跟体制紧紧站在一起，私自揭黑曝光的危险系数小。另一方面，新华社报道的宣传效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般媒体无法企及的。
这个说话直爽的体制内记者一直相信呼格案终将平反。但他也承认机运的成分。如果没有内蒙古自治区高院院长胡毅峰的推动，法院的消极因素没有消失，无罪的判决说不定什么时候到来。
他对司法独立一类名词并不抱有太大热情。他拿呼格案平反举例，认为如果没有政法委的复核，案情不会反转。
汤计更倾向于“德治”，认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职业素质是关键。“法律、制度都是人写的。人才是关键。”但是，人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偶然，善恶交织才是本性。单单依靠道德，能否保证最小的恶意？在人能否被感化这一点上，汤计更像一个性善论者。
写内参是一个正常的加分比例
南都周刊：在新华社写内参有什么限制？
汤计：我们是没有禁区的。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无禁区。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我们不对外公布，都从这个渠道递上去，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写呼格案的第一篇内参，我的第一反应是落实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们父母没有我的人脉、渠道。我一打电话很快就证实确有其事。调查启动的时候就跟领导汇报了。这是很正常的，是新华社记者的正常职责，没有说不能做。
南都周刊：写内参大概占到工作的几成工作量？
汤计：五五分吧。内参的数量比公开报道少一些，但是内参花费的精力非常大，并不比公开报道少。
南都周刊：内参纳入一年工作的考核吗？
汤计：新华社有严格的考核，那是后来建的。年轻记者的考核，啥都跟稿子挂钩。写内参是一个正常的加分比例。但是我岁数大了，也就没有考核了。
南都周刊：内参主要写些什么？
汤计：涉法涉诉的、民事这块一般不去干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这种情况他应该上诉。一般是刑事案件，判完了有问题：有的是证据问题，有的是公安办案中有滥权行为，私自办案。访民反映的如果严重违法，就需要反映。
南都周刊：呼格案的第一篇内参批示下来，为什么隔了一年再发第二篇？
汤计：我是1980年代进新华社的。社会复杂了，人还没有复杂起来，还比较单纯。我犯了经验主义，觉得批示下来，调查组也成立了，还出了结论。我就认为公检法一开会，这问题解决起来不难。
还有，我们新华社内参把握就有一个尺度。当在地方上内参已经起了作用，问题也在调研当中、解决当中，又是涉法涉案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写了，否则有干扰办案之嫌。
但2006年11月突然开始审赵志红，他羁押期超了。法院没有起诉那宗案子。专案组的干警就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为第二篇内参做调查。没几天，赵志红又从看守所里递出偿命申请书。看守所干警就复印了一份送到我这里。
我在公安系统的口碑是很好的
南都周刊：警方好像特别信任你？
汤计：对。我从八十年代就跟公检法打交道，都熟了。他们就知道我这个啥人。
南都周刊：这个跟新华社的特殊地位也有关系？
汤计：没关系。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地位决定，而是品格决定的。我们这儿也有好多跑这个的，没有我这个信任程度。我做新闻的第一思维不是要抢那个新闻，而是问题解决思维。如果我不用写东西，打电话跟他们说说，问题能够解决，那就不需要写了嘛。写新闻也是为了帮助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比较重大，我就写。写了上面批示下来，问题也能解决。我的第一思维不是为了发稿去抢版面。我分管的那些口，他们都对我很好，都说“老汤那人不乱写”，人品挺好的。
我也会帮助呼吁他们的困难。2011年时候，我写了一篇内参反映内蒙干警警力不足、待遇低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中央给内蒙拨了一万个政法编。我在公安系统的口碑是特别好的。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攻的山头
南都周刊：呼格案迟迟不能启动再审，你当时怎么想的？
汤计：2007年《瞭望》杂志把这个事公开以后，很多媒体开始报道呼格案。但再审程序就是不启动。我恼火得很，气得我这个。法院这帮家伙，僵化顽固得不行。错判他们是主要责任人，问责和赔偿也主要是他们，所以不愿重新立案再审。后来没办法，我就写第四篇内参。
我给你灌输个思想，一定是要在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这是中国的国情。你看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如果没有党委政法委的调查结论，你靠法院是不可能纠正的，翻案是很困难的。
当然我们也有弊端，比如说领导伸手干预办案，但大部分案件领导哪能管得过来，都是法院自己在判。还有人说法治进程当中就可以舆论监督，司法独立以后就不能对其舆论监督。这是鬼话嘛。我不监督你就更黑了，脱离党的领导说不定就更黑了。
南都周刊：这9年跟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一直保持联系？
汤计：就是我不联系人家，人家也联系我啊。（笑）他们就谈谈上访情况。绝望的时候我就安慰他们。到我办公室喝喝茶，聊聊天，胡扯一通。记者不能就记着写稿子，还得有人情味，有朋友。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退缩过，一直很坚定。但这件事耗费我精力时间太长了。其他的事儿，一般几个内参就解决了，不像这次。如果没有我们领导支持，我也坚持不了这么久。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难攻的一个山头。
说实话，我对某些高喊宪政的人士是心里反感。脱离党的领导更完蛋了，可能我的想法也不对，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啊。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人定的。提高人的道德素质、职业素质是最重要的。以仁治天下、以德治天下，是有道理的。
南都周刊：案子的复审跟国家开始强调依法治国有关系吗？
汤计：有关系。这案子像踢球，我已经把球带到门口了，那四中全会是临门一脚，正好把球射进去了。这个助力非常明显。从领导到法院到媒体，都意识到呼格吉勒图的案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南都周刊：呼格案和最近一批冤案的平反意味着什么？
汤计：我觉得还应该看做个案。现在放出的几件案子不能叫一批，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它们对案件的纠错起到了促进和示范作用。
这些案子最先被解决，应该是因为它们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呼格案的纠正，是中国媒体监督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所有媒体人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