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731”，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正式名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事实上除了731部队，日军还有好几支其他番号的部队，用来进行防疫研究、细菌兵器研究和性病防治人体试验等等。最耸人听闻和惨无人道的是，这些“医学实验活动”都主要利用中国“满洲地区”百姓为主，以及苏朝等国俘虏的活体进行。不幸遭受绑架（或劫持诱骗）的被实验者们被称为“マルタ（丸太）”（圆木/木材之意，指供日军随意做实验虐杀者）。
当时的日军经常找借口收容“间谍嫌疑者”或“匪徒”，甚至不需要理由即进行抓捕关押的无辜者，将他们用卡车拉到有去无回的“集中营”，进行有计划的侵入性和破坏性人体试验。
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日军在二战期间设立的所有的生化、防疫医学试验机构。除了731、516和山西大同陆军病院等“特殊机构”，日军后来相继成立了北京1855部队（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1938年）、南京1644部队（荣部队/多摩部队，中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1939年）、广东8604部队（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1939年）和新加坡9420部队（南方军防疫给水部，1942年）等等。这些机关和731部队等均属同等性质，基于石井四郎的理念建立，给日军在侵略战争中提供细菌武器和人体试验数据，为虎作伥。也有不少地方单位的教授，受邀在731等地“交流经验”，但他们要遵守保密义务，军方车接车送，来回途中，士兵还要蒙上教授们的眼睛，搞得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面的强盗做的那样。当然有不少人在战后继续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打死也不会说出自己是在“满洲731”练手的。
很多战争受害者及遗属在面对旷日持久的索赔诉讼时，得到的官方回答是“不确定发生过、不存在731等部队和利用人体试验、细菌毒气战等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前夕尽可能湮灭证据，并且下了死命令，让相关工作人员都闭嘴；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将试图用解密的日方文件和相关人士的证言，来说明这一段在中日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个侧面。
为免引起读者朋友们感官不适，笔者将尽量不涉及“暴力血腥”、“猎奇刺激”等描述，这不是影视剧，但历史比影视剧更真实和恐怖。
一：“怪脾气的学霸、骗经费的军医”；
1925年6月17日，有136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Geneva Protocol（日内瓦公约），主要内容为“基于一战德国的化学武器威力，禁止今后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等”。当时的日本没有签字。尽管如此，日军也知道建立这种机构是违反国际法和反人类的，知道自己在做亏心事。
所有的国家近代化部队编制都有自己的番号来表示，而日本为掩人耳目，除了给细菌战部队采取特殊番号，还有各种别称来代称，有时连自己人都不清楚这些部队的真实用途。
讨论这些不人道的战争行为，首先就要好好认识一下细菌战武器的开发者，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是一个不爱交际、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身高为1.8米，在当时的日本人里算得上鹤立鸡群。石井四郎从小就是独来独往的大个子，在家乡时不爱和同龄人出去玩，对解剖青蛙和兔子等小动物倒很上瘾。
（图为1932年/昭和7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
1892年（明治25年）6月25日，石井四郎（いしい しろう）出生在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旧称“加茂”）的“豪族”地头武士家庭（指平日种地，战时出兵的小地主）。当时德川幕府早已灭亡，但石井家族在当地仍属一霸，家境殷实，生活条件良好。石井四郎的父亲为石井桂，母亲名叫千代，“四郎”上面有三位兄长。长兄石井彪雄在日俄战争中阵亡，次兄石井刚男就职于731部队“特别班”、管理“圆木”们；三哥叫做石井三男，任陆军技师、731部队的动物班班长。人称最有出息的石井四郎于1920年（大正9年）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志愿作为陆军军医候补生。之后的几年里石井一路不断钻研业务，在部队和学业均有所发展。1927年（昭和2年）6月，石井四郎凭借“革兰氏阳性双球菌之研究”的课题，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石井和帝国大学总长荒木寅三郎的女儿清子结婚。荒木寅三郎也是细菌学专家，进行过多种研究，曾成功发现赤痢菌的两种分型。（我国有一档“档案”纪录片，不知道是张冠李戴还是资料考察不严谨，硬说石井四郎的岳父是历任陆军大臣和文部大臣的荒木贞夫大将，并且一口咬定石井四郎靠裙带关系飞黄腾达，这可就不靠谱了。荒木贞夫家里没有合适年龄的女儿，何况石井四郎的乖僻性格可不是人见人爱！我们看历史，要实事求是，石井四郎可以说有种种不对，但他工作能力很强，不用走老丈人的后门。）
前面提到1925年的日內瓦协定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石井四郎觉得太吃亏。他一直大力倡导建设细菌战部队，而他这么想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出发。
石井的基本理由如下：
1：不像别的国家，日本发动战争的初衷就是有一种“日子不好过”的危机感（资源缺乏）；制造武器是要花钱的，而钢铁和煤炭、炸药都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
2：如果培养病原体，可以杀人於无形，波及面广，甚至可以实行有计划的定点灭绝；关键在于“物美价廉产量高”，对于日本来说一举两得。
理由听起来不错，下一步就是争取经费，总得拿出点成果来吧？1932年（昭和7年）1月，石井四郎开始开发“石井式细菌培养皿”。同年4月，陆军军医学校成立防疫研究室，石井着手研发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石井式滤水机”。石井致力于开发出净水设备，并将分离出来的无机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据说在领导视察工作时，一向有洁癖的石井四郎当场品尝尿液中提取的无机盐，告诉瞠目结舌的领导们说，这机器绝对安全，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派上用场。虽然陆军高层领导很多人不认可石井四郎的超前思维，但出于作战需要，石井四郎的项目还是被批下来了。从1933年（昭和8年）秋天起，名叫关东军防疫班的机构被组建起来，从日本开赴哈尔滨东南70千米的背阴河。在“满洲”进行“防疫研究”是石井四郎的主意，这样可以避免生化武器误伤日本人，还可以对苏联进行钳制，当地中国人便可以成为“圆木”材料，用心之深可见一斑。
这个秘密据点建立在哈尔滨的荒郊野外，关东军强行驱逐了当地农民，并在该地区设立无人区，一旦误入，格杀勿论。石井的机构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参谋本部，可以不听当地驻军司令命令。按组织要求，石井四郎化名为“東郷ハジメ”（东乡初），所以该部队对外称“东乡部队”。（按所谓帝国陆军传统，称呼某支部队，是按照其军事主官首长的姓氏来命名的。）1936年（昭和11年）4月23日，时任关东军参谋部长的板垣征四郎下达“在满兵备充实对应意见之关东军防疫部增设”的提案。同年8月，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颁发。“关东军防疫部”正式出现，并以“加茂部队”命名；因石井四郎从老家芝山町加茂部带来不少乡亲参军的缘故。同时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于新京（长春）成立。军马防疫厂又称满洲第100部队和“若松部队”。100部队的首长是若松有次郎，该单位主要负责动物防疫、卫生检疫、血清制造、人畜共患疾病研究等工作，对外宣称养军马和骆驼来运输物资，看似无害。1939年（昭和14年）5月，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对外称516部队。516部队主管化学武器，至今仍有不少被其遗弃的化学溶剂和炮弹被发现。由于日本国政府认为需要“国家方面提起诉讼”，民间受害者的索赔要求被驳回，很多危害未知的残留武器仍有可能腐蚀着中国的土地。而细菌战的主要舞台731部队，为了扩充“业务开展”，在哈尔滨南24千米的平房区进行圈地扩建。（最终约有6平方公里的区域属于731作业范围，周围是警戒区。）1940年（昭和15年）7月，根据军令陆甲第14号，关东军防疫部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通称番号：满洲第659部队）。同时其本部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通称番号：满洲第731部队。从此，历史上最令人胆寒的吃人魔窟登上了历史舞台。人间地狱的入口就在哈尔滨郊外，开始为石井四郎种族灭绝的实验服务。
仅仅在1942年度，石井部队就获得了匹敌整个东京大学的经费，一年200万日元（当时的天文数字）。很多人对石井四郎很有意见，认为他是在“骗取经费、花天酒地”。我们提到石井四郎是一个有着洁癖的、可以说是有职业病的细菌学专家，在他看来全世界都是细菌。石井在喝酒时，都会很在意的问，“酒杯消毒了吗？”有一部分历史学者和个人总是喜欢盯着历史人物的私德看待，东方史学界在评论历史反派时，总是先以“生活作风问题”入手；其实我们讨论历史，不用从私生活入手去否定一个人。要知道，石井四郎是一个不爱应酬很讲卫生的人，他的爱好早就坏到了“新的高度”。在同时期的战友和同僚们的印象里，石井四郎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儿，不苟言笑，出去娱乐时，看三陪女郎的眼神还不如面对实验室的老鼠亲切。我们在这里讨论战争犯罪，不是经济犯罪，石井四郎有没有拿上级拨款中饱私囊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说起来培养病原体比制造炸弹“经济实惠”，但也是要往里砸钱的。请大家跟我来简要的看一下石井部队的“工作流程和研究成果”。
二：“高压线、铁丝网，夜夜鬼哭修罗场；”
731部队在背阴河地区时，曾经发生过“圆木”反抗和逃亡事件。就算被抹杀了姓名和身份，只有性别和编号的受害者们从来就不曾坐以待毙。遇到俘虏反抗，石井等人的处理手段是用毒气镇压。这样的话就会损失一大批“珍贵的实验材料。”吸取教训之后，在哈尔滨的“平房区”改建的731建筑格外坚固，戒备森严，连一只苍蝇都不能轻易出入。每个能行动的成年圆木都戴上镣铐，减少放风时间，只有在“转归”（死亡的实验）前才解下镣铐。在平房区驻扎之后，连一只老鼠都不能从731建筑自由逃脱了。日本战败前夕，按照上级指示，残存的最后一批圆木全体被害，并投进焚化炉；骨灰倒进松花江。人体标本和大部分资料被炸毁。
笔者试着从一些前731部队成员的证言和残存的文件中过滤到的信息入手，来分析一下细菌战部队的具体工作内容。
据说石井四郎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绝不浪费经费的；他把到手的经费全用在了刀刃上。
1：石井部队是全体日军里面最讲卫生最清洁的样板单位，修建了西式淋浴和抽水马桶、中央供暖设备，通风排气设备等，防疫人员、技师职工出入严格消毒，圆木们的关押囚室也不像同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监狱那样脏乱差。试验设备也是尽可能高精尖，当时国际尖端的化学秤、双筒显微镜、微生物分析设备等等一应俱全。这一切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绝不是石井四郎讲人道主义，保证环境卫生就是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让实验结果尽可能精确到理想值。别人嫉妒石井四郎，说他行为不端，但石井部队在“高效率杀人”这方面交出了优异成绩。圆木们的伙食也相当不错，有荤素搭配加牛奶，并按照民族习惯给中国人吃馒头，给苏联人吃面包，若有绝食抗议者就用葡萄糖；这么“周到”就是怕圆木的身体支持不住实验提前垮掉。仅731石井部队就下设约8个支部，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的进行各项残酷的实验。有人要问了，既然圆木们食宿条件不错，他们大概能在731存活多久呢？这要看他们被实施了什么种类的医学实验而定。快的可能受试当天致死，耗时久的需要几十天，但终究难逃一死。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细菌化学战部队直接致死人数已经不可考证，731部队在背阴河时期的档案也已经遗失。最后一段在平房区的“工作量”据不完全统计约在3000人以上。但经过查证发现这数字可能严重偏低。原因基本如下：在被捕时怀孕的妇女和慰安妇所生的婴儿是日军冻伤实验的首选材料，但这些新生儿不算在内；圆木的编号只有一个3位数的数字；在计算实验数据时，只分为“阴性/阳性”某某某号，如果某号码的被害者死亡，就用一名新的圆木来顶替这个号码；而不止一位证人说，这栋楼就是个杀人车间加火葬场，每天焚化炉都不闲着，最少每48小时要补充3人次“新鲜材料”。不服从管理者不经过“转归手续”，直接处决。周边的民众中，很多完全不构成威胁的“良民”和妇孺都被抓进731的楼内，随便安上一个抗日分子、匪徒之类的“罪名”，经过洗澡和体检后，就签下了他们的死亡执行令。战后发现，石井部队的牺牲品清单里，有从出生第三天的新生儿一直到74岁的老年人，恶魔的胃口还真是来者不拒。前队员卫生伍长大川福松说，“一般每天活体解剖两三人，……多的时候一天五个人。”
2：石井四郎的专业是细菌学，他爱细菌胜过周围所有的人。石井四郎给部下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每次活体解剖实验，各个课（“科”的意思，当时俗称某班）就像领自助餐一样热闹，对于他们来说，观察被细菌感染发病后的脏器是一种珍贵的学习机会，每个课都去会预定，“心脏！脑子！肝！肺！……”有时还得争抢一番。人称最干净的部队单位，在做最肮脏的事情。石井部队在研发当时最先进的细菌武器，但却需要借助“人类的老朋友”们的帮助。自古以来在没有微生物学和现代医学出现的时候，人类就和各种传染病打交道。中世纪席卷欧洲并改变了社会进程的黑死病就算其中一种“传统经典”。黑死病广义指鼠疫（有五种分型），狭义指淋巴腺鼠疫，致死率高，传播很快，只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投放菌种，效果一般都“非常理想”。作为试验，伴随着石井部队的进驻，哈尔滨周边就开始出现“各种瘟疫和怪病”；沾沾自喜的石井四郎直到疾病蔓延到日侨居住地才住手。例如1940年（昭和15年），哈尔滨周边地区农村的羊接连死掉，很多学校的学生接连病死，曾就读哈尔滨女子高校的日侨女学生在战后回忆说，“短时间内，校友死了20多人，学校吓得停课放假了……”为避免造成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情绪，石井部队还假模假式的到处去“防疫治疗”了一圈，他们心里有数这是怎么回事。
恶魔的羽翼丰满起来，从1940年（昭和15年）开始，731的支部力量先后于宁波、新京（长春）、常德、浙赣会战当中大剂量投入鼠疫杆菌。石井四郎经过计算，每一克菌种约可以感染50只跳蚤，而每次作战都是以千克为单位投放菌种，试想这将会有多大威力？“每一分钱经费都用在刀刃上”的石井部队可没有吝惜投毒。携带病原体的虱子、跳蚤、老鼠等统统裹在棉絮和外包陶瓷的特制炸弹里投向无辜的中国百姓。与此同时，故伎重演的石井部队还会带人上街“防疫治疗”一番，看哪里有水井、河道等，投放菌种，并在街上发放食物，到农田和果林给农作物果树等喷洒药物。另一支部队（100部队）积极配合，用动物病毒感染外面的牛马等等，进而也可以使人患病。我们以前知道在所谓“满蒙开拓运动”中，有约500万东北地区农民被抢占土地，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工，甚至流离失所。而不适应东北地理环境的日本移民种不好地，满洲国配合推出了“经济政策”，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白面，细粮都上交给日本人。被夺去生产生活资料的东北人被逼到了绝境，731和100部队等单位又针对中国人使出另一手毒计。石井等人自行开发了一座小农场，看似在里面研究东北的小麦种植问题，有人问，“石井阁下的麦子是准备给部队吃吗？为何都枯死了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不是出于想改善生活才种植小麦，而是在研究一种当时很棘手的“黑麦病”，这种患病的麦子会变黑，严重时整块田地都会波及，大面积减产，无奈时只有一把火烧掉才能防止蔓延。石井四郎等人是打算大规模的毁灭中国人的麦地，这样颗粒无收的话，关东军在“放粮救济”时可能顺便投毒。当然饥荒也是好事，饿死中国人，对于关东军来说好比死了老鼠一样不疼不痒。据不完全统计，在各地的细菌战分支机构，共投放鼠疫、伤寒、副伤寒、炭疽、痢疾和霍乱等多种烈性传染病菌，这笔帐确实都要记在石井四郎头上。对了，他已经一路高升，后来授中将军衔，家属子女都在满洲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在中国满洲无恶不作的关东军一刻也没有忘了和苏联的前身沙俄打过一仗。日苏之间有过暧昧的和平约定，但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东西除了“谈恋爱的甜言蜜语”，恐怕就是政治家的誓言了。日本始终想向北推进多一点。
这是1939年（昭和14年）7月7日的关东军命令，命时任大佐的石井四郎和另十五人去海拉尔、将军庙等地出差，指导工作并对部队进行“器材补给”，其实是将3台石井式滤水机配发到实战单位。后来有人作证说，这次用了约1千克以上菌种（痢疾等），想给苏联和蒙古国尝尝鲜。这次摩擦就是有名的诺门罕事件，发生于1939年（昭和14年）5月11日至同年9月16日。交战国为日本对苏联和蒙古。
日苏摩擦时，“石井式滤水器”大放异彩，说是有效抑制消化系统传染病的发病率，石井四郎一举成名，还接到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的感谢信，石井荣获“金鸡勋章”和“陆军技术有功章”。从这时开始，关东军开始认可石井四郎的能力，石井开始扶摇直上。
而日军本次作战可是不占便宜，输得底都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文件里面的植田谦吉大将负责指挥这次战役，被解职、左迁到预备役。荻洲立兵中将提出辞职，后也被踢到预备役。还有一大串长官不是降级就是转到预备役部队，还有五名联队长因觉得没面子相继自杀谢罪。这场战争满打满算只有石井四郎真正获利。而流到河里的细菌，苏军并未尝到。苏军铺设了一些临时水管，喝的是自己准备的饮用水。而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不少日军不清楚河水有毒。当然，有石井式滤水机，本来以为要全军“拉稀”的日军都很感激石井四郎，这次立功授奖，确实带着点讽刺。
这次战役，日军装备、兵力、指挥和战术都不如苏军，更不适应环境，中国东北满蒙温差大，天黑早，虽说是夏季，早晚天很凉。还没摸着门的日军又出现一千三百多人腹泻，这仗肯定打不下去了。
但石井四郎风光起来，呼风唤雨，要啥有啥。后来的731部队里，大家又敬又怕的称石井为“老头子”。石井说一不二，给部队立规矩；除了更加严格的卫生制度，还有不许随便接触圆木们，部队不论技术干部还是职工，如果在满洲“殉职”，就必须无条件把遗体捐给单位供研究用；“别想运回日本了，没这点觉悟怎么行？”很多人知道日本国内的经济凋敝，在满洲挣的高工资比什么都好使。多数农村兵在来满洲之前几乎吃不上炖肉和白米，连牙刷都基本没见过，到石井部队简直是享福来了。不少少年兵来满洲时身高只有不到一米四左右，虽说当时人平均身高比较低，主要是战争后期很多在家闲不住、还多一张嘴的中小学生也被征兵，在部队有饭吃就是硬道理。这批单纯的小战士别说学医，连基本文化基础都没有。石井部队有文化补习班给他们上课，当然也有医疗卫生知识。有人回忆说“害羞，连自己的裸体都不敢看，让我们去殴打俘虏，我下不去手，”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环境，变得残忍，要求小战士们站在木箱子上打人，打得不够狠就有人亲自示范一次。只要学会打人，下一步就能跟着军医学习注射和切开缝合等等外科技术了。
石井部队还有一项棘手的任务，性病的防治研究。有人统计在入侵中国后，日本军队由于放纵纪律和慰安妇问题，不好摆到桌面上讲的问题之一就是感染各类性病的日军丧失战斗能力，“非战斗性减员”者至少相当于一个师团的人数以上。当时没有发现艾滋病，人类最经典的花柳病是梅毒（Syphilis）。梅毒的病原体叫做“苍白螺旋体”或梅毒螺旋体；在古代人们不知道致病因素，只能用毒性很高的水银蒸汽和外用药剂涂抹，患者迟早会死去。石井四郎制备病原体的制剂给圆木注射，当其出现症状，就关起来强迫和另一名圆木发生性接触；然后在疾病的某些关键阶段密切关注病程发展的症状，最后还解剖他们以观察脑部和内脏受损的状态。现在明白为何石井不让队员们轻易接触圆木们了吗？石井并没给圆木相应的治疗，而是放任他们死亡，用心良苦和歹毒已经超出常人想象。
被关押的圆木们一旦进入实验流程，必死无疑。不慎感染细菌致病的日本731队员在石井四郎眼里也变成了圆木。恶魔发起狂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第一部分完。敬请期待下集。）